一局副局长胡凯红主持本次新闻发布会

胡凯红: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从2014年开始，国家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先生，请他向大家介绍“扶贫日”和社会扶贫工作的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的提问。

下面先请郑主任作介绍。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

今天非常欢迎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来参加今天的“扶贫日”新闻发布会，我先介绍我的同事：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司长李春光先生和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苏国霞女士。现在，我就“扶贫日”的有关情况向大家做简要介绍。

今年8月1日，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扶贫日”的批复明确从2014年起，将每年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具体活动由扶贫办商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设立“扶贫日”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于扶贫开发构成的高度重视，也充分体现了对于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格外关心，所以设立“扶贫日”是我们继续向贫困宣战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也是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国家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扶贫开发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扶贫开发为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和社会和谐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全球的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贫困地区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贫困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一是贫困人口多，按照国家的标准，到2013年底还有82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参考国际标准，还有两亿多人。二是贫困程度还比较深，贫困人口不仅收入水平低，一些地方还面临着吃水、行路、用电、上学、就医、贷款等诸多困难。三是扶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大部分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生产生活条件比较差、自然灾害多、基础设施落后的连片特困地区，这些地方的贫困问题是我们难啃的硬骨头，是我们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短板，所以必须进一步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力量，齐心协力打一场新的扶贫攻坚战。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在实践中成功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政府主导是最鲜明的特色，生动体现了党的宗旨、政府的担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能力、有意愿参加扶贫济困的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越来越多，也确实需要一个平台来释放社会扶贫的巨大潜力，来凝聚各方面参与扶贫事业的巨大能量。所以设立扶贫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引导社会各界关注贫困问题、关爱贫困人口，关心扶贫工作。核心内容就是要号召全社会来学习身边的榜样，宣传凡人善举，动员广泛参与，培育良好社会风尚。

今年是第一个“扶贫日”，这非常重要，开好头、起好步，对以后的“扶贫日”活动能够持续健康发展是很有重要意义的。所以我们将按照依法合规、公开透明、节俭务实、注重效果的原则，精心组织好、开展好今年的“扶贫日”活动。主要有这么几项安排：一是国务院将召开社会扶贫电视电话会议，总结交流社会扶贫的经验，表彰社会扶贫的先进个体和先进个人，对进一步推进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工作进行部署，同时也启动第一个“扶贫日”的活动。二是召开一个社会扶贫的专门座谈会，邀请有关方面的代表参加，来座谈参与扶贫事业的体会，同时也共同探讨深化社会扶贫的新思路、新举措、新途径。三是举办“10·17”减贫论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七个单位共同发起了今年举办“10·17”扶贫开发与小康社会的减贫论坛。四是组织各种专项活动。因为今年设立“扶贫日”的准备时间比较紧，所以我们首先积极发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和武警部队、大中小学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单位和个人，特别是动员能源、旅游和电子商务等有关行业，让这些方面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参与相关活动，这些都是我们扶贫办会同有关方面在进行组织和筹划。五是通过各种媒体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宣传扶贫典型经验的事迹，也向社会征集“扶贫日”的标识，遴选出来之后，今后就永久使用。同时，也征集扶贫公益广告。各省（区、市）也会开展各种形式的相关活动。

我们也考虑到，“扶贫日”活动一开始就要加强制度建设，来确保它的持续发展，所以要加强监督管理。我们要从社会资源的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监督、公开实施效果评估这些方面，作出一些规定和安排。最终就是要确保所募集到的各类资源特别是资金真正用到贫困地区、用到贫困群众最急需的项目上。

胡凯红:

谢谢郑主任，下面开始提问，提问之前通报一下你所在的新闻机构。

人民日报记者提问记者:

请您详细介绍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取得的成就。

郑文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确实，中国的减贫成就有口皆碑，在国际上也有非常好的影响。这三十多年来，我们国家一共有6亿多人摆脱了贫困。按照我们现在的扶贫标准，实际是国家2011年在启动新世纪以来第二个扶贫纲要之后确定的新的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是2010年的不变价2300元，根据各种因素，每年不变价价格的现价还在调整，和以前比，已经提高了十多倍。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那几年，当时第一次设立的扶贫标准是206元，现在已经到了2300元，而且是2010年不变价。

从国家采用新标准之后，2011年开始到去年年底，仅仅3年的时间，我们又在新标准下减少了近4000万贫困人口，当时新标准下，我国的贫困发生率12.7%，到去年年底，这个发生率下降到了8.5%。所以应该说，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就是中国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扶贫开发取得巨大成就的过程，也是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中国的减贫事业确实也积累了我们自己具有特色的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在2011年召开中央扶贫会议和颁布新的十年纲要之际，扶贫办通过白皮书等形式，都有一些文字资料和图象，2011年还搞了成就展，更具体的，我们下一步会继续提供给各位。

中央电视台记者提问:

有个问题想问郑主任，我们国家经过20多年的探索，在社会扶贫上有哪些方式？目前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效？

郑文凯:

刚才我也提到，我们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非常重要的一个鲜明标志就是政府主导，体现党的宗旨，政府的责任，和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引导。实际上，从80年代中期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开发以来，我们一直有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参与。当然，在这个过程，政府起了引领作用。从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逐步安排了中央和国家机关，还有国有企事业单位，倡导他们在履行自己工作职责的情况下，同时能够带头履行社会责任，承担扶贫开发任务，采取的形式就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各个单位都积极承担定点扶贫的任务。

经过这些年的推进，到2012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实现了中央国家机关等310个单位，定点扶贫了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央国家机关各个单位都承担了定点扶贫的任务，没有遗漏。再一个，覆盖了我们国家现有的592个重点县，有的部门承担16个之多，比如说国家林业局，国家水利部承担了13个重点县，有的大的央企也承担了6、7个不等的重点县的定点扶贫任务。所以这样的形式，确实对推动整个扶贫开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领和资源筹集方面的作用。

第二方面，国家安排和组织了东西部的扶贫协作。东西部扶贫协作是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也二十年的时间了。随着这些年的发展，东西部扶贫协作也在进一步扩大和完善，现在已经有东部18个省、市，也包括一些省会市和计划单列市，承担了对西部10个省市的扶贫协作的工作，他们主要是通过政府的援助、经贸合作、人才交流、企业投资兴业、培训等方面，来和扶贫协作的结对地方开展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往来。这项工作应该说对于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对于增强区域间经济社会的联系也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主要是政府组织方面的。

这些年来，社会扶贫也出现了非常喜人的局面。我们各类企业，不光是国有企业，有各类民营企业也积极参与其中，我们和全国工商联一起动员组织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活动。全国工商联有一个“光彩事业”，有2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光彩事业”实际上就是动员各类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一项事业，这些年成就也是很大的，在贫困地区基层干部群众中有很好的口碑。

另外，各类社会组织。现在各类社会组织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已经超过了50万个，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这些社会组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参与了扶贫济困类的扶贫事业，特别是在农村活动的社会组织，大概有一半以上是参与扶贫开发事业的，这个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社会组织的专业性、资源的优化配置、组织结构，更有针对性，能够把贫困地区、贫困老百姓的需求、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捐赠者的意愿更好地结合起来。

再有，社会公民、个人。前几年，我们去宁波调研的时候了解到，宁波确定的是帮扶贵州。宁波一位公交车司机，自费到贫困地区寻找需要帮助的贫困学生，到那儿去捐助。所以，这些年来我们整个扶贫开发事业，要说突出的特色，确实是全党、全国、全社会参与，成效不仅在于体现在经济方面、在摆脱贫困方面，而是体现在缩小区域之间、群体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差距，同时也拉近了情感距离，起到了交流、交融双向互动的作用，应该说社会扶贫的意义是非常重大、深远的。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提问:

请问政策法规司的苏司长，有这样一种现象，个别的国家级贫困县在脱贫之后不愿意摘帽，不愿意放弃这种既得的利益，我们扶贫办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如何从政策法规方面完善贫困县的退出机制。

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苏国霞:

谢谢你的提问。

实际上你问了一个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的问题，社会各界也普遍关注的问题。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个案，脱贫以后不愿意摘帽，或者戴着贫困县的帽子炫富，这样的现象确实存在，所以非常感谢你提问，其实我们也特别想正面地告诉大家这些方面的情况。

贫困县是我们长期以来扶贫区域瞄准的一个主要手段，我们认定贫困县是有标准的，主要采用三个指标，这个县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农民人均收入，是有比较技术的、比较完整的一套指标体系。可能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农民生活还很苦，但是县城建得还挺好，所以我们觉得它好像脱贫了。我们对大部分县每年会进行监测，每年贫困县的指标都是进国家贫困监测系统的。我们也发现一些县，尽管还比较贫困，但是愿意申请小康县、百强县，就是民间组织评选的这些活动。

同时也有一些县用贫困县的名义争取了国家的支持以后，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上，主要集中在城市建设，这样社会各方面反映的问题也比较多。为了克服这些现象，比较有效地防范贫困县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上，或者戴着贫困县的帽子炫富的现象，我们正在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就是要改革贫困县的考核机制，建设扶贫县的约束机制，逐步建立贫困县的退出机制，这是我们总的考虑。

一是改革贫困县的考核机制。过去各省对县的考核主要以GDP为导向，所以也引导这个贫困县的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县城建设、放在工业、放在招商引资上。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在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县，要取消GDP的考核，其他的贫困县也要降低GDP在考核中的比重，我们通过这样的手段，引导贫困县，把他们的工作重点用在关注民生，用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上面。

二是建立约束机制。作为贫困县，享受国家的政策支持，就应该接受相应的约束。我们正在研究从三个方面对贫困县的行为作出约束，一是它必须作为事项，比如贫困县的财政投入，要安排相应的比例，更大的比例用于民生，用于扶贫。比如贫困县的党政领导的配备、工作机构的配备，要更多把精力放在扶贫上面。再比如，贫困县必须按照国家的要求，科学地建档立卡，派驻驻村工作队，确保每个贫困村都有工作队、确保每个贫困人口都有帮扶责任人，这是要求他们必须做的事情。还有禁止做的事情，像那种宽马路、大广场，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这是我们要约束的，禁止作为的事项。提倡作为的事项，要求每一届县级班子任期内，要作出扶贫的承诺，要完成减贫的任务。类似的约束机制，我们已经征求了各省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很快就要下发文件。

三是退出机制。退出机制实际上是导向问题，过去富裕起来了还留在贫困县名单里，还会继续享受支持，所以大家都不愿意退。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一套正向的激励机制，县里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以后会得到更多的好处。我们也在研究，到底什么样的指标体系下，达到什么样的发展程度，就必须退出贫困县的行列。其实现在好几个省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尝试了，如果你们到下面调研，可以去贵州看看、去甘肃看看，这些相应的省份在省内已经建立了“减贫摘帽”的激励机制，就是你退出以后，这个政策还会继续支持你一段，然后有其他方面的激励政策。我们想通过这样一套机制，即考核机制、约束机制和退出机制，让贫困县的政策更多地有利于贫困地区的发展，更多地帮助贫困人口受益。谢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提问:

刚才郑主任也提到关于社会扶贫的一些情况。我们想知道，现在在鼓励创新社会扶贫方面有没有什么新举措。谢谢。

郑文凯:

我先简单说几句，一会儿我们李司长再具体补充一下。

刚才我也讲到，今年是我们创新完善社会扶贫机制的重要一年。新举措以设立国家“扶贫日”为标志，召开全国社会扶贫电视电话会议，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国务院召开会议对社会扶贫作出全面部署。另外，今年这个会议上，要表彰社会扶贫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这也是过去这些年没有过的。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研究推进，能够出台一个专门指导社会扶贫的意见，这里面将会对社会扶贫的总体要求，包括培育多元主体、推进多种形式，包括表彰激励政策支持这些方面，会有一些明确的规定。

今年，我们通过“扶贫日”，首先是推动一些有代表性的行业领域，这些行业领域又跟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特别需要的方面紧密结合的，比如说我们要搞能源、光伏扶贫这项具体的工作推进，也得到了国家能源局等有关方面的支持。我们要搞推进农村的电子商务，我们贫困地区有好多具有鲜明特色的特色产业和特色产品，但是过去因为养在深山人未识，但是现在包括贵州、甘肃、云南、广西等比较边远、交通不便的地方，交通基础设施这些年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基础设施变化是个基本的条件，现在就需要通过一些现代的营销促销手段，通过一些企业主体参与，进行市场开拓，进行品牌培育，来推动我们整个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取得新的突破。这些都需要不仅是政府部门，还需要推动社会各方面，以多种形式来完成这些任务。

具体的工作，我们社会扶贫司也在和有关部门沟通。现在请李春光司长再补充一下。

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司长李春光:

我相信郑主任的回答已经比较全面了。我们从创新社会参与扶贫的机制上，近些年来，特别是近一年来，我们准备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刚才郑主任谈到，有会议、有文件、有表彰，我们下一步要围绕“扶贫日”这样一个重大的平台，搞几个活动，比如跟团中央和教育部一起，动员大中小学生积极参与扶贫，就近帮扶；由国资委组织几十家央企帮扶108个革命老区县一万个贫困村的基础设施；我们还要和工商联进一步做民营企业参与扶贫的活动，包括进一步深化光彩事业等活动。社会扶贫参与机制里面，我们也考虑尽快做方案，真正建立一个全国人民都能参与、都能看到，清晰度很强的围绕社会扶贫的网络支撑体系，我们把精准扶贫直接到村、到户、到人的信息，和社会帮扶的信息直接进行点对点的对接，让大家更好地做这项工作。

新华社电视记者提问:

我有两个问题。最近清华大学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出中国可能会提前20年进入到超级老龄化的状况中，也随着老龄化越来越严峻，“银发贫困”的现象日益凸显。请问，扶贫办这边针对中国将要面临“银发贫困”之危将有什么应对之道？第二个问题，目前棚户区在特大型城市里的现象比较严重，比如说北京四环内有500多个棚户区，20多万人是蜗居其中的，我们的扶贫政策可能集中在农业领域，但是目前农村贫困人口流进城市里面来，可能我们面临扶贫扶不到人的状况，请问针对这样的问题，针对特大型城市的问题，我们扶贫办会有什么样的相应对策？

这两个问题都是跟贫困相关的，但是按照政府职能分工，第一个问题，老龄化以后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负责，他们可能对个政策更清楚一点。

第二个问题，城市棚户区改造。你刚才提的问题是对的，我们政府的扶贫办现在主要针对的是农村贫困人口，所以我们制定的中长期的减贫规划，也叫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城市的棚户区改造问题，是在住建部门，他们可能政策更清楚一点。我们扶贫部门可能更关心流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这部分人的生活状态，我们会给予重点的关注。谢谢。

新华社记者提问:

有个问题请问郑主任。今年以来，我国开展了大规模建档立卡的工作，这个工作比较复杂，规模也十分庞大，想问一下进展情况如何，到今年底能不能按期完成任务？另外建档立卡工作毕竟是基层进行登记的，你们有没有纠正或者督查的机制来保证建档立卡工作中不发生弄虚作假的现象？

郑文凯:

对贫困人口进行建档立卡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工作部署，去年底发的中央25号文件对这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应该说，这项工作是我们扶贫工作领域今年的1号工程，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国务院扶贫办到各级扶贫部门，抓的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全面部署推动建档立卡工作。经过前10个月的努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评估整个建档立卡工作的进展是顺利的，各地也对这项工作切实加强了领导。我们了解到，特别是中西部省份，省一级都是省委省政府，有的是省政府，对这项工作专门作出安排，而且专门安排了人力财力物力的保障。

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到年底的时候，能够把这项工作的一些基础工作全面完成，到明年适当的时候，或者早些时候，能够出一个全新的建档立卡的数据。当然，在建档立卡工作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基层基础工作。所以我们在布置这项工作和在进行调研督查中，都特别注意，我们要进村进户，逐户地去查看建档立卡工作到底做得怎么样，查看建档立卡的卡填得怎么样，和每一户的实际情况进行对照。

　　当然，光靠我们也不行，我们采取的一个重要的保障措施，就是紧紧依靠基层和广大群众，依靠基层的县、乡，特别是村委会，使建档立卡工作的全过程公开透明。要使全体村民参加，进行评议，然后还要进行几级公示，进行几级的审核把关，最后进行公告。经过这些环节，总体来看，到目前为止，建档立卡工作还是比较平稳的，这项成果对我们推进新时期的扶贫攻坚，推进到2020年全面完成十年的扶贫纲要是至关重要的。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能够进一步组织实施精准扶贫，使我们各方面的资源更好地配置到贫困村、贫困户急需的事情上。

建档立卡工作可能在工作结束之后会很快通过一个适当的形式，向社会有一个交待。谢谢。

解放军报记者提问:

请郑主任介绍一下军队参与扶贫的有关情况。下一步扶贫办对实现扶贫方面的军地优势互补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和考虑？

郑文凯:

刚才我也提到，我们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社会扶贫事业里，有一个主体就是军队和武警部队参与扶贫开发。应该说，军队和武警部队非常重视扶贫开发这项工作，而且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各地的扶贫开发。我们现在了解到的，各地军队和武警部队从县一级就定点扶贫了近70个县，参与的官兵非常多。军队和武警部队既有组织、技术、人才优势，更有军队特有的资源，有一些特有技术、特有人才，还有军队的高效率的优势，在参与扶贫中对整个定点扶贫也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对于整个社会扶贫也起到了很好的辐射带动作用。我们解放军这项工作是解放军总政治部牵头抓，总政治部的领导也经常和我们扶贫办进行沟通，每次我们扶贫会议、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总政治部的领导都会到会参加，而且帮助我们积极提出推进扶贫开发的好建议。在这里也借这个机会向军队和武警部队广大官兵这些年对于扶贫开发作出的贡献表示我们真诚的感谢。谢谢。

新华社音频专线记者提问:

关于应急扶贫方面，比如说突发自然灾害方面，比如前段时间的云南景谷地震，咱们扶贫办采取什么应急措施？

郑文凯:

我们扶贫工作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关注在贫困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和其他的影响贫困的问题。不仅今年云南的地震，前几年的四川、青海这些地震。贫困地区往往自然灾害发生率比较高，特别是今年云南，已经不止一次了，这几个月就好几次。这些情况一发生，我们扶贫办按照国家前些年就提出的要求，专门有个应对自然灾害的工作预案，按照这样的工作预案，我们的有关司局就要立即和前方进行沟通，及时了解自然灾害发生后给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带来的一些影响和损失，同时我们扶贫办也积极组织有关的资源，做好贫困地区的灾害应急工作。

再一个，我们也积极组织相关的社会组织及时反应，比如说前一段鲁甸的地震是8月3号下午4点发生的，中国扶贫基金会6点多就进行了紧急组织，当天夜里就赶往灾区，筹集了数千万元的救灾款项。我们想，这是一个单向的。今年国务院设立了“扶贫日”，又召开了全国社会扶贫会，今后要在这方面更广泛、更深入地建立起一个社会参与扶贫完善的机制，这样不论是平时还是应急时刻，都能够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今后，我们想这个方面的工作一定会很快得到加强，尤其是我们又有了建档立卡的基础。谢谢。

胡凯红:

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