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我的家住在江苏省海安县海南区的周家庄,这里是游击区,驻海安、立发桥、葛家桥等据点的日伪军常蹿到这里抢掠,我方区游击连和武工队也常到这里寻机打击敌人。我家附近的一所学校因战火停办,只有两处私熟。我就到离家八里多路的通学桥小学读书,那里是中心区,环境较为安定,海南区党政军机关常驻这里,小股日伪军不敢轻易进入骚扰,只有大规模的“清乡”、“扫荡”,敌伪军才敢进入,而且心惊胆战,害怕遭到新四军的打击,因为他们吃过几次苦头,所以不敢长驱而入。因此,我就和一位伙伴同到通学桥上学,他读初中,我读小学,两校靠在一起。在这里,我从1943年小学四年级起读完小学毕业。我在通学桥小学读书期间,经历了根据地教育的一系列改革。
首先是学制改革。将原来的一学年两学期改为三学期,取消寒暑假。实行春季为学年开始,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农村生产的需要,在农忙季节让学生能参加家庭劳动。实施办法是:第一学期从春节后的正月初十左右开始,到夏收夏种开始的五月底六月初结束,假期一寸’月左右。第二学期从六月上旬开始到十月秋收秋种结束。第三学期从十月中下旬开学到农历腊月二十日左右结束。这种改革,是为了让孩子能参加家里的劳动,适应了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也是从抗战时的特点出发,深受农民的欢迎。
其次,开展游击教学。虽然通学桥小学地处中心区,但有时仍然遭到日伪军大规模的“清乡”和“扫荡”。学校为适应这一情况也早有预案,做到遇险不惊,在师生中作过多次动员,并进行过演练,如敌伪军到中心区“清乡”、“扫荡”,学生由教师带领,向安全地区转移。到达安全地区后,除与当地游击武装和民兵取得联系及时了解敌情外,还由教师向当地群众借用房舍、牛棚、车蓬上课,借用群众的门板作黑板,教师按教学计划讲课,学生认真听课。有时敌情严重,还要转移多次,得到敌人确实撤退的消息后,教师带领学生回到学校,如果时到夜晚,则由原先按学生居住的相近的地域编成小组,指定年龄较大且责任心强的学生担任组长,由组长带领该组学生回家,确保在路上的安全。个别居住较远而又偏僻的学生,则由小组长安排居住附近的学生结伴而行,做到学校、家长都放心。
第三,取消童子军,建立儿童团。新四军东进之前,学校系国民党政府管辖,学生组织为童子军,中年级以上学生全部参加,还佩带童子军的臂章。新四军东进后,学校被民主政府接管,取消了童子军组织,建立了儿童团,学校建总团,班级建分团,团长均由学生选举产生。儿童团宗旨是:努力学习,遵守纪律,团结友爱,严防敌特。音乐老师还为儿童团创作了团歌,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新四军,努力学习,打倒日本侵略者的革命豪情。
第四,实行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改革。高年级取消了民主政府接管前设置的“公民课”,改设“时事政治课”,主要讲授抗日民主政府的重大方针政策和抗日战争取得的胜利,将过去学校的每周的“纪念周”改为周末的周会,全校师生集中在操场上听校长讲话,内容大都是抗日战争的形势对学生进行形势和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以及学校的重大事项,每次约40分钟左右。课程设置为:高年级设国语、算术(珠算)、自然、地理、音乐、图画、体育;中年级设国语、算术常识、音乐、图画、体操等课程;低年级设国语、算术、音乐、图画、体操等课程。国语课的教材,使用由抗日民主政府编写的课本,也提倡低一年级向高一年级的学生借用,其内容与政治、生产紧密结合,高年级设置的算术、地理、自然,中年级设置的算术常识,采用由中华书局发行的课本,教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有时,区里还组织辖区内学校的学生进行会考。每次会考,海南区的领导同志都莅临考场视察,给教师学生予以鼓励,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还获得区公所颁发的奖状,对学校的教学工作促进很大。
第五,推行“小先生”制。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特别是敌伪军频繁“清乡”的时候,学校为保护师生的安全,根据区公所指示暂时停课,由预先按学生居住靠近的区域组成学习小组,推选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担任“小先生”,组织各任课教师对“小先生”进行培训,让他们对教材先学一步,停课期间,由“小先生”领导本小组的同学进行学习。学校恢复上课后,教师再进行适当的辅导。这种形式既不荒废学生的课业,又保证学生的安全,得到学生家长的支持,也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
第六,组织学生站岗放哨,教行人识字。通学桥小学虽然地处中心区,为防敌特渗透破坏,学校组织中、高年级学生轮流在学校东边行人较多的桥口设置了岗哨,检查来往行人的通行证,遇有可疑人员,则送交民兵大队部审查处理。另外,还在桥边的树杆上挂小黑板,由教师在小黑板上,写上有关政治、生产、生活方面的字词,如“共产党”“毛主席”“民主政府”“农民”、“种田”等。每次不超过四个字,识字的人只要读一下即放行,对不识字的行人,由值班学生进行指教,学会了就放行,每次值班学生为二人,每次两个小时,这种帮助群众识字的办法,很受行人的欢迎。
第七,严禁体罚现象,坚持思想教育。学校里对学生从思想教育入手,教育学生自觉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除了每周周会上校长讲话时,教育学生自觉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还表扬认真学习,遵守纪律,不断进步的学生,级任教师和学生打成一片,发现学生违反纪律的现象进行耐心的教育,使其自觉改正, 因此,学生遵守学校纪律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对教师的体罚现象,学校领导及时处理,并对教师进行批讦教育。有一次担任六年级算术的教师上课,一位学生因离校较远而迟到,而被算术教师罚站在教室门口,校长发现后,立即让他进了教室,课后,校长与这位老师进行了谈话并进行了批评。这位教师还在全体教师会上作了检讨,和被罚站的学生谈了话,作了自我批评,学校里师生和谐相处的气氛十分浓厚,做到学生尊敬教师,教师热爱学生,师生关系比父母要和谐得多。各班级班长和小组长也都各负其责,积极协助级任教师和各任课老师做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发挥教师的助手作用。
第八,因陋就简,减轻政府和家长的经济负担。通学桥小学是1927年就创办的一所规模较大,也比较正规的学校,校名为“如皋县国民第六小学”简称“六校”,是如皋当时知名度很高的学校,学校校舍设备较为齐全,课桌也不缺,因连年战火,学校也停办了一段时间,因无人管理,有的课桌坏了,凳子全部散失。新四军东进后,为抗日民主政府接管,共7个班级(一年级双轨)。当时,民主政府经费紧张,教师每月也只领到一两百多斤大米,学校的办公经费也十分有限。为了不增加政府和家长的经济负担,做到穷苦孩子都能上得起学,学校动员学生自带凳子,用纸条写上学生的名字,贴在凳子的背面,以防散失,对被破坏的课桌进行了简单的修理,有的损坏严重的师生齐动手进行修理,学生的课本,学生从家里带两个鸡蛋就可以买一本书,学生的作业本也不强求一律,一般都是学生买白光连纸或其他可用的纸用线订一下就用,因此,作业本也是五花八门,只要能写字就行。学生上学也不要缴学费。因此,家长基本上不要用钱,穷苦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有的教师还从自己极其微薄的薪水中拿出钱来为特别困难、买不起书本的学生买书,买纸订本子。这样,贫苦农民的孩子上学就多了。
第九,县、区政府对教师队伍建设十分重视,因为大部分教师都是和学校一起被民主政府接管。这些教师大多出身贫寒,有的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全家就靠一位教师的薪水过日子,他们对留在民主政府办的学校任教感到十分高兴,区长谢幼升到经常到学校视察,开教师座谈会,和教师交朋友,讲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讲党爱护知识分子,讲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战取得的胜利,学校要为人民服务,使所有穷苦孩子都能上学。因此,大部分教师都向区长表示,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改变旧的教学理念,做好战争环境下的教学工作,并积极动员贫苦的孩子上学,这些都得到抗日民主政府的赞扬,也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教师何世昂被选为区农会长。家庭中困难较大的教师,还得到抗日民主政府的经济补助,从而,更进一步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视毛主席、共产党、新四军为亲人,区长谢幼升到成为教师的知心朋友,教师有什么话都愿和他说,学校里呈现一派前所未有的政府领导和教师和谐相处,相互尊敬,尊师爱生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一所新型学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新四军作后盾,真正办成人民喜爱的学校。
海安县委农办退休干部 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