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二年（1943）6月，日寇对海门抗日根据地开始“政治清乡”。所谓“政治清乡”就是在“军事清乡”的基础上，通过“中日亲善”等谬论的宣传，实行保甲编组、委派伪乡长、伪保长、伪甲长，建立基层伪政权，以强化法西斯统治，达到全面伪化和控制占领区的目的。日寇对“政治清乡”十分重视，提出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战略方针，也就是说“政治清乡”比“军事清乡”还看重。因此日寇对“军事清乡”的时间只安排了2个月（4月至5月），而“政治清乡”则安排了4个月（6至9月）后来又延期了3个月（至1943年年底），实际为7个月，可见日寇对“政治清乡”的重视程度。

在海门2个月的“军事清乡”中，日伪军凭借其军事优势，企图消灭当时海门的主力部队——东南警卫团和通海自卫团（汤团）。海启县委按照上级的指示制定了正确的对敌斗争策略：东南警卫团不和敌人正面接触，而采用游击战术打击敌人；通海自卫团则按照上级指示打入敌人内部，“投降”了敌人。日伪军始终找不到我主力部队正面交锋，而我们开展的游击战却打得敌人不得安宁。敌人不得不在乡间和集镇修筑碉堡、插起篱笆、拉上铁丝网等进行封锁和隔离，这样日伪第一阶段的“军事清乡”就算“成功”了。接着进行第二阶段的“政治清乡”，即建立基层伪政权。其第一步就是保甲编组，委派伪乡长、伪保长、伪甲长。海启县委书记洪泽（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及时发出了“反保甲、反伪化”的号召，指出：一定要挫败敌人的保甲编组阴谋，确保反“政治清乡”第一阶段的胜利。

教育并宣传群众提高认识，使日伪找不到被编保人。海启县委通过宣传和教育，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日伪编保甲的目的就是要去中国化，从而伪化中国人，所以这不光是乡名、村名的地名变更，而是一种文化侵略，敌人就是要我们忘了老祖宗留下的乡名、村名等地名，把中国人编为日本的“皇民”，达到进一步掠夺我们的财富和吸干我们血汗的目的，所以必须挫败敌人的阴谋。抗日根据地的各基层党组织是动员群众的主要力量，他们动员群众与编保甲的敌伪“捉迷藏”，敌伪下乡来编保甲时就撤离，让敌伪找不到人，这样就使敌伪编不成保甲。海中区（今江家镇、聚星镇一带）同仁乡从7月28日至8月中旬的23天编保甲中，每一天清早起，全乡全部人都撤退到邻乡，整个埭只剩“灶家菩萨看家，铁将军守门”，日伪始终没有在该乡编成保甲。

组织民兵骚扰敌伪编保甲，使敌伪无精力编保甲。在反保甲斗争中，民兵异常活跃，采取袭击、骚扰下乡编保甲的人员，使敌人无法顺利编保甲。据海启县的统计资料，民兵在1943年的反保甲斗争中，毙、伤鬼子27名（其中击毙17名），毙、伤伪军78名（其中击毙43名），俘鬼子2名，俘伪军81名，使敌人无法开展编保甲工作。于是敌人改为武装编保甲，敌人武装下乡编保甲通常是鬼子10多个，配合伪军20多个，还有伪乡长及事务员等大小喽啰共计约40人，并配备有掷弹筒、轻机枪等武器，时间通常为上午8点出动，下午3点回去，根据这些规律，民兵就在上午8点至下午3点的7个小时内对编保人员进行骚扰。在海南区（三阳镇、悦来镇一带），当敌人下乡来时，民兵就在东边的路段打伏击，当敌人追赶时，民兵已不见踪影，而西边的民兵枪声又起，敌人又去追赶西边的民兵……就是这样弄得敌人忙于路上奔波，无时间进行保甲编组。

对顽固分子以一警百，使他们不敢当保长、甲长。为阻制敌人编保甲，各区都抽调民兵组成锄奸队，专门对付那些死心塌地为编保甲卖力的汉奸。在一再劝告无效的情况下，就采取“扎粽子”“吃大汤馄饨”等把其锄掉。1943年海启县民兵锄奸637人。麒麟镇有个汉奸陈宗周，是自卫队的指导员，十分买力于编保甲，还为日本人“选”出的伪保长进行训练，教唆伪保长们如何做保长等。海南区委决定除掉这个坏蛋。日子选择在训练保长们的时间，那天其林镇据点操场上陈宗周正在训练“选”出来的保甲长们，他刚开口要训话时，就被两名从天而降的民兵剌杀在操场上，保长们一时都惊呆了，待他们惊醒时，两名民兵已不知去向。这件事对保甲长们刺激极大，起到了以一警百的作用，以后许多人都不敢再当保长、甲长了。

动员群众撬门牌。已经编好保甲的地区，敌人在各家各户都钉上了门牌号码。基层党组织发动民兵挨家挨户动员群众撬门牌，敌人白天钉，群众晚上撬，日伪军知道了情况，但也不敢冒然下乡。后来日伪改为把门牌号交给被编门牌号的群众，要他们自己保管，并威胁说“丢了要烧房子的！”许多人家都被敌人烧了房子。据海启县一份6个月的统计资料，在“政治清乡”期间，被敌人烧掉房子947间，许多人无家可归。后来老百姓丢了门牌干脆去向日伪报告说“门牌号被新四军抢去了，你们给我要回来！”敌人怕遭遇游击队，于是只得找伪保甲指导员出气。启三区十五乡的伪保甲指导员汤文才为此被鬼子不知搧了多少次耳光，他实在吃不消了，就逃走了，后来鬼子把他家的房子也烧了，他吓得人不知去向。

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敦促编保人员自首。为了争取那些虽参与“清乡”，但尚有中国人良知的“清乡”人员反戈一击，海启县委遵照四专署的步暑，向参与“清乡”的人员发布了《敌汪“清乡”人员自首暂行条例》，将锄奸斗争与宽大政策结合起来。《条例》规定“带罪立功者受奖，死心附敌罪大恶极者惩办”，分化瓦解了一批伪“清乡”人员。海中区新民乡有5名参与清乡的人员主动向我方自首，并表示愿意参加民兵。悦来镇伪乡长自首后，我们要他暂时还是做伪乡长，但为我方办事，后来他也真的为我方提供了几次有效情报。其他“清乡”的人员也普遍收敛了“清乡”气焰。

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牵制敌人编保甲。东南警卫团和各区队，为配合反保甲斗争，他们采用游击战、麻雀战等战术不断地袭击骚扰日伪军，使日伪无法正常进行“政治清乡”。据海启县的统计资料，在1943年的反保甲、反伪化斗争中，东南警卫团进行大小战斗73次，毙、伤鬼子118名（其中毙57名），毙、伤伪军124名（其中毙85名），俘伪军164名；全县9个区队共进行大小战斗391次，毙、伤鬼子171名（其中毙87名），毙、伤伪军253名，俘伪军101名。东南警卫团一个连组织的七匡河畔伏击战，袭击敌人的编保甲队伍，经过一个小时战斗，打死鬼子3名，打死伪军5名，俘伪军3名。启西区队组织的新港镇战役，毙、伤敌人10多人，缴获武器20多件。这种军事上的打击，不仅牵制了敌人的“清乡”精力，而且有力地震慑了“清乡”的敌人。

在海启县委的正确领导下，敌人在海启地区的强行编保甲阴谋始终未能得逞。难怪小林信男（南通日军司令）大骂海门的“清乡”日伪人员无能；张北生（伪苏北清乡公署主任）则大叫“要撤陆超（海门“清乡”特区公署主任）的职”。

海启县的反“政治清乡”经验，也得到了苏中区党委的高度肯定，1943年7月在如皋刘家园召开的苏中区反“政治清乡“的阶段性总结会议上，苏中区党委书记吉洛（姬鹏飞，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总结中指出，“海启的经验是有现实意义的”，并号召其他县委要像海启县委那样“深入动员干部、民兵、群众，发扬大无畏精神，坚决粉碎敌汪编保甲的阴谋！”

（海门市老促会韩芒雄荐）2015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