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至1944年10月，在苏中地区活跃着一支形似中立派部队，实为执行特殊任务的抗日武装，在指战员们鲜红的臂章图案上清晰地衬映出“联抗”二字。她是国民党部队同新四军合作的桥梁，她的番号全称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人们亲切地称她为红色外围军。

　　部队成立伊始，人们都以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支部队的一举一动，并从心底发出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抗战已经三年有余，忽然在这里成立起这样一支部队，且组成这支部队的成员有的来自新四军、有的来自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和税警团、保安旅，还有爱国青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支部队就集中了千余名官兵，使人们更加大惑不解。

　　原来，“联抗”部队的组建是为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坚持抗日武装斗争和争取团结国民党在该地区的武装共同抗日。黄桥决战后，苏北抗日军事政治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新四军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实际控制了苏北广大地区，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长期以来在苏北不抗日只扰民的局面，为建立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下了较为巩固的基础。但是在里下河地区，仍驻有数万李明扬、陈泰运部队和保安队，这些部队在韩德勤主力被新四军消灭后，尽管新四军许诺团结友军、共同抗日，但他们仍然心有余悸，迫切希望在新四军和他们之间驻扎一支他们信任的部队，作为缓冲地带。

　　谁来充当这个角色呢？当然不是新四军，也不是李明扬等人的部队。经过协商，各方都希望由前来苏北考察的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设计委员黄逸峰担任。黄逸峰便于1940年10月10日在海安曲塘镇和李俊民一起组建了这支特殊的部队——“联抗”。

　　黄逸峰，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先后担任过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和南通特委书记，1930年底赴国外领导华侨斗争，1940年春便以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设计委员的身份到苏北考察军政情况，周旋于韩德勤和李明扬、陈泰运等人之间，颇得李、陈信任。

　　在“联抗”军驻扎的地区，1939年就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发动和领导了民众的抗日运动，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联抗”军建立后，党先后派张敬人、卢涛、张孤梅、贺敏学、吴光明、彭柏山、魏乔南、戴为然、顾复生、邱玉权、姜茂生等同志来部队，加强了党对这支部队和地方工作的领导，并在“联抗”部队民运部下设秘工部，负责对敌伪顽地区的秘密工作，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情报网和交通线，控制了一些伪顽区乡政权。“联抗”部队公开活动的地区虽只有曲（塘）北、海（安）北，但它秘密活动的范围还包括整个兴（化）南、泰（州）北和东台西部水网地区。

　　“联抗”军建立后的首要任务是筹备苏北第二次和平会议，即有名的“曲塘和会”。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在黄桥战斗胜利后，加强对苏北国民党武装力量和地方上层抗日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参加这次和会的有来自苏北的各派代表及当地民主人士，陈毅代表新四军出席会议并讲了话。这次会议通过了苏北各部队联合抗日的通电，各方代表交换了意见，进一步巩固了新四军在苏北的领导地位，稳定了这些国民党非嫡系部队的军心，孤立了反共顽固派韩德勤，使东道主“联抗”的威望大大提高，以后新四军与李、陈的沟通很多都是通过“联抗”作中介来达成的。

　　1941年2月，“联抗”部队在自己的防区内配合新四军讨伐叛变投敌的李长江，攻克泰州城，歼灭李长江叛军3000余人，同时年轻的“联抗”部队也得到了锻练和考验；7月，日伪军在盐阜区大扫荡，“联抗”部队又在阜宁硕集掩护新四军三师师部，与敌展开殊死搏斗，激战一昼夜，歼敌100余人，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阻滞了敌人的行动计划。嗣后，“联抗”部队还在墩头、姚簖、曹庄等地多次打击敌人，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充分显示出“联抗”是一支坚持团结、敢于战斗的抗日部队。

　　1944年，陈泰运以怨报德，带领税警团反共，并暗中投敌，狂叫“老中央、新中央，联合起来打‘联抗’”。9月21日，苏中军区派叶飞、陶勇带领新四军一部配合“联抗”讨伐陈泰运，歼其2000余人。在陈泰运公开投敌后，李明扬残部也大部投敌。至此，“联抗”部队的历史任务已完成。1944年10月10日，“联抗”军两个团正式改编为新四军。正如刘少奇所说：“‘联抗’部队虽然名义上不是新四军，但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一部分。”

　　“联抗”部队是诞生于海安大地上的一支抗日武装，是海安人民的子弟兵。成百上千名海安儿女从“联抗”投入到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流，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作出了贡献。　　（海安县新四军研究会 张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