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来，笔者有幸见到民国版的俞铭璜著《新人生观》十余种。此书是何时初版的呢？在笔者所得各版《新人生观》中，仅有胶东版印有作者的一篇《后记》，留下点“雪泥鸿爪”。作者回忆道：“这本小书，是在几年内几个地方已经做了好几次演讲……初版之后，不想还要而且还能再版。”《后记》的落款时间为“三十三年（民国纪年）儿童节”。由此可以推断《新人生观》的初版至迟在1944年（民国33年），或许稍早几年。据兰琼（俞的战友）的《岁月回眸忆铭璜》和李年成（俞的学生）的《老师俞铭璜》两文所叙，《新人生观》“成书于1943年”。究竟是哪家出版社于何地初版此书呢？上述两文也没有提到。

自抗战结束至解放前夕，《新人生观》流传甚广，各种翻印本，层出不穷。仅笔者所见，就有以下各种：

　　拂晓社印《新人生观》，民国35年3月出版。此社在同年7月又印有《人生问题讲话》（下文简称《讲话》，内容与《新人生观》同）。笔者还存有另一版本的《讲话》，民国38年7月版。前后相距整整3年。在此期间，《讲话》很有可能还被翻印过，只是笔者未见到。比较拂晓版的《新人生观》和《讲话》，两书装帧类似，封面右下角均印有同一幅木刻画：一群人正拥抱着热烈的阳光，寓示着人们对新人生的渴望。两书均约32开，但《讲话》的开本稍大。

　　胶东新华书店版民国35年3月再版，4月又出第3版；大连大众书店民国35年3月10日初版，次年7月10日3版；战时邮局版（据东海永久印刷社版翻印），民国35年5月发行。此三种版本如出一辙，连装帧设计都一模一样：一位埋头的青年人正在推着地球，不仔细辨认，以为是同一本书。

　　利民印书局翻印，1946年3月，土纸本，太岳新华书店发行，1947年6月再版；山东新华书店1947年4月出版；同年12月东北书店牡丹江分店版；次年6月，东北书店版；知识书店1949年2月初版，同年4月“修订版”初版，6月再版。知识书店的初版到修订版，装帧只是由绿色换成了蓝色，封面主图同是一位手持红缨枪的农民。

上述诸版中的《新人生观》，自然以拂晓版最为引人注目。笔者目前所存三本拂晓版中，以出版时间为序，先是出《新人生观》，后才改名《讲话》。拂晓版《新人生观》与《讲话》只是书名不一样，其余均一模一样。有文称《讲话》是“稀见本”，我基本认同，毕竟拂晓版是两淮革命区的出版物，相对少见。但有藏家撰文表示《讲话》是《新人生观》的“伪装书”：一，“新人生观”与“讲话”相比，是“更敏感的政治语言”；二，“出版社没有注明具体地址”；三，“售价未标明，为手写”。笔者难以置喙。“新人生观”的表达方式是“敏感的政治语言”吗？在俞著《新人生观》出版之前，国统区早就有了一本同样书名的合法出版物，而且屡屡再版，那就是罗家伦先生的名著《新人生观》。罗著《新人生观》于民国31年3月重庆初版，至民国34年4月出第9版，同年10月又出沪版，后又编入《新中学文库》。如果国民党的检查官们认为“新人生观”是敏感“政治话语”，罗著《新人生观》自然不会多次再版，更不可能被推荐给中学生去学习了。也许，拂晓社打算重版《新人生观》在国统区销售，但为了避免和罗著同名而“撞车”，所以改名《讲话》；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而采用了新名《讲话》，就不得而知了。至于赵文用来解释“伪装本”的后两点理由就更难成立了。拂晓社是先出《新人生观》（民国35年3月），再出《讲话》（民国35年7月）。事实是两本书均没有具体出版社的地址，只印有“拂晓社版”；民国38年版《讲话》印有“拂晓社出版”。再说，拂晓社版的《新人生观》也没有标明书价，笔者存有两本，书价全是手写的。显然，《讲话》“简化”出版社并手标价格，只是对《新人生观》的“继承”。拂晓版《新人生观》不是“伪装本”，《讲话》中与之类似的特点不能用来证明它是“伪装本”。《新人生观》也罢，《讲话》也罢，出版社和标价的“简化”是由于解放区物资缺乏的原因，和“伪装本”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皋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供稿 作者 周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