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光林

昨晚儿子的电话让我通宵没能合眼。他说下月初要陪我去红色旅游，目的地是贵州遵义，还强调这是送给我这个拥有56年党龄的“老革命”的“父亲节礼物”，希望我一定要“笑纳”。

儿子的孝心让我很开心，不过随即又让我将心收紧了，因为由此让我更强烈地想起了我的父亲。唉，要是能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那该多好！但是做不到了，因为他老人家在28年前就去了另一个世界。而今我只能喃喃自语：父亲，我真的好想您，特别想多看看您亲手写的那一份份入党申请书……

父亲曾经写过多少份入党申请书，我说不准，不过，我亲眼所见的有3份，这是确凿无疑的。

第一份写于1957年春节期间，地点是乡下老家大房间的书桌，用的是竖式信笺纸，工工整整的毛笔字，最后有签名，指印，还盖上了他的图章。那年我刚读初中一年级，但已经承担了替母亲给父亲写信的重任。从父亲的信中我看到，1956年公私合营后，原先在一家小作坊打工的父亲拿到了“派司”（工作证），成了上海人，还当上了工会干部。

第二份是1961年国庆节在我们部队营房里写的。那年8月我应征入伍到了上海，驻地与父亲的工作单位相距仅1公里。父亲来了，看到一身戎装的我，笑了。他说，自从打了入党报告，自己一直在用党员标准衡量一言一行，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还是没能跨进党的大门，思来想去，觉得问题可能出在“家庭出身”上。现在，国家让你穿上军装，说明并不计较你爷爷是富农，也说明不再“唯成分”了。所以我想再写一份申请书，向组织上表明我的心愿。说罢，父亲叫我到军人服务社买来信笺纸，用他那支心爱的“金星”笔认真地写起来，临了还让我检查有没错别字。那回，父亲没肯在连队食堂吃饭，兴冲冲地走了。

1965年1月，我的组织问题解决了。父亲获悉后，特地请假赶到我们的驻地——当时，我们在上海西南部的某小山担任国防施工任务——父亲向我表示祝贺，并当着我的面，充满信心地又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这就是我看到的第三份。临走，营里派车送他，他说，部队的车是为战备用的，我不能搞特殊，硬是没有领情，而是步行两公里搭公交车回了市区。父亲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这做派直到现在还让我口服心服。

父亲直到退休也没能实现入党的夙愿，但是他对党的那份真诚的情感始终如一。他总是说：“没有党就没有我们一家。”他一直叮嘱我们“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为党的事业要作出一等一的贡献。”1984年我弟弟入党了，父亲高兴得特地赶到弟弟的岳父家，向亲翁表示感谢，说儿子的进步离不开儿媳的大力支持。1992年初，我的儿子在大学里入党，父亲得到消息后，兴奋得把它作为头条新闻在亲友间播报，还自豪地说：“我家的党员可以成立党支部了！”

父亲1993年5月病故后，他单位派代表来吊唁。听说老人家的儿、孙辈中已经有了5名党员，这位代表很激动。她又一次来到父亲的遗体前，边深深鞠躬边说：“老瞿师傅，你放心地走吧！”这个细节，一直定格在我的脑际。

这些年，我都在想，如果不出意外，那么父亲的入党申请书一定会保存在他的档案袋里；我必须寻找和利用机会找到它们看个仔仔细细，并一一复印回来，用以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