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达富（1917.2——1947.1），又名曹贵明，1917年2月出生于皋东徐曹乡刘家庄（现袁庄镇孙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七岁时进一家私塾读书，10岁因家境贫寒辍学在家务农。1940年，新四军东进时，23岁的曹达富虽然成了家中主要的劳动力，但他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说服了家人，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出色的地方武工队战士。1941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民兵分队长、徐曹乡农抗会主任、联防队长、县警卫团七连指导员等职。

1941年，是新四军东进后建立如东县人民政府后的第二年，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二五”减租运动，当运动一开始，就发现有些地主有计划有阴谋地串通一气，揭尽造谣恐吓之能事，吓唬佃户贫民：“新四军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你们要留条后路，以后还要靠我们过日子。”并以收回租田相威胁。一些佃户顾虑重重、缩手缩脚，为使这一运动能得到顺利开展，乡农抗会主任曹达富同志及时带领农抗会的干部，戳穿地主的阴谋，反复向群众宣传党的减租政策，并组织其中受剥削程度最深、斗争性最强的佃农同破坏减租工作的地主分子展开斗争，迫使他们当众低头认罪。没有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个大地主为达到对抗减租的目的，竟私下里给曹达富送来了一份厚礼，可是曹达富不但严词拒绝了地主分子的贿赂，还在大会上及时揭露了他的阴谋，其他地主分子，使“二五”减租工作顺利完成。

1944年，如东正处于苏中四分区抗日反“清乡”的反“据点”斗争时期，在抗日反“清乡”斗争中，曹达富同志带领联防队员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为反对日伪的清乡政策，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有效的保卫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同时，他还领导县警卫团的战士与日寇展开游击战——。1944年6月22日下午4点左右，震撼全县的耙齿凌遭遇战已经接近尾声，曹达富发现有一个日寇一只脚中弹，正一瘸一拐地向东北方向逃窜，当日寇逃到河口五塔头桥河西喘息之际，被正在执行任务的县警卫团七连指导员曹达富发现了，他二话没说，从日寇的背侧跃身飞步冲过去，一把抓住日寇手中的步枪，可狡猾的日寇抓住枪死也不放，曹达富与日寇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敌人还是不肯把枪放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曹达富灵机一动，端起刺刀直接向敌人颈部刺去，才将敌人的“三八枪”缴获，发现枪膛里还有五颗子弹。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双方初步达成“双十协定”，谁知国民党背信弃义，于1946年6月底全面撕毁“双十协定”，以30万大军围攻中共中原解放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全面爆发。194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第四十九师七十九旅在“还乡团”的配合下，大举进犯如东。1月31日，中共如东县委、县警卫团的领导机关和景安区委驻在吴家堰，七连担任警戒任务。清晨，据侦查员报告：国民党反动派一个营的兵力分三路向吴家堰包抄过来，地委组织部部长兼如东县委书记王野翔命令七连阻击，连指导员曹达富和连长范长荣各带一个排，分两路迎战，由于敌人数倍于我，且武器也精良，敌人步步紧逼，紧急情况，曹达富边阻击敌人、边向县委、县警卫团领导汇报：“你们赶快撤离，我带几个人掩护你们!”面对不忍撤离的领导同志们，他恳求道：“过去你们指挥我，今天就听我指挥这一回吧！”县委、县警卫团领导由区委书记魏志田带路，迅速撤离了。随后，曹达富以猛烈的火力向蜂拥而上的敌人扫射，中午时分，七连边打边撤，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曹达富的左腿，血流不止，他全然不顾，一边端起机枪横扫敌人、一边命令通讯员撤退。他强忍疼痛向前爬行，又看到一群敌人向他们压来，他果断地对战友们高喊：“你们赶快撤离，由我一人牵制。”他独自一人坐在河沿上，用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敌人接连应声倒下，他连续打退了敌人三次进攻，最后，子弹打光了，他便砸碎了机枪，把零件扔到河里，面对四面合击向他包围而来的敌军，他大义凛然饮弹自尽，实现了他“宁可牺牲、不当俘虏”的誓言。牺牲时，年仅30岁。曹达富牺牲后，他的妻子戴英化继承了他的光荣事业，经常为县、区领导机关放哨送情报，因一个还乡团分子告密，她又不幸被捕，敌人对她先是威逼利诱、后是严刑拷打，戴英想起丈夫生前嘱咐，不吐一个字的情报，最后，敌人残忍地把戴英杀害了。就这样，曹达富夫妇为革命壮烈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949年，如东县人民政府给曹家颁发了双烈属证书，曹达富牺牲后，家乡人民为怀念为国捐躯的英雄夫妇，把徐曹乡更名为达富乡、把皂角树学校更名为“达富小学”。1997年，学校异地搬迁后，袁庄镇特地在校园中央塑曹达富雕像一座，以此作为镇区中小学生传统教育基地，让刚强勇士曹达富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袁庄人民的心中。

（如东县老区建设促进会袁庄镇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