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兴 圣

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抗战期间，国民党蒋介石于1940年6月鼓吹一种谬论：“抗战要胜利，必须先消灭共产党”（ 注：见1940年7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企图将长江以北的新四军统统赶到江南，割断新四军与华北八路军的联系。不久又指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于7月16日提出一个“中央指示案”，要求将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撤至黄河以北，全部挤出华中。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其规定的地区。于是在华中敌后，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反共摩擦事情不断。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华北敌后发起抗日的百团大战。当时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加快发展华中这块战略要地的步伐，采纳刘少奇的建议，抽调八路军一部由黄克诚率领越陇海路南下；同时令陈、粟新四军主力北上，将苏北作为“战略突击方向”合力开辟苏北地区。此时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韩德勤占据兴化，奉蒋介石的意旨，竭力阻挠新四军与八路军会事。韩德勤认为陈、粟部人少，刚至苏北，又背靠长江，采取“先南后北”方针，企图将陈、粟部赶到长江里去喝水，然后挥师北上，解决黄克诚部。可是，郭村战斗和黄桥战役的胜利，同年10月10日新四军、八路军的会师，彻底粉碎了韩德勤的黄梁美梦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苏北抗日局面打开后，根据地扩大了，刘少奇决定尽快把中原局的指挥机关移往苏北。1940年10月11日刘少奇致电陈毅，提出“召集阜宁以南各县党政军民代表大会，成立苏中、苏北行政主任公署。目前在韩德勤尚未离开苏北以前只委派各县县长及筹备苏中、苏北行政公署，各地各军代表云集陈毅处即作此接洽。”（注：电文中筹备苏中、苏北行政公署实际上后来是筹备了苏中、盐阜行政公署， 1940年12月29日中央军委批复新四军，成立盐阜军区。1941年9月，13日，新四军成立盐阜军区，洪学智任司令员，刘彬任政治委员，杨光池任政治部主任。）

1940年10月14日毛泽东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当天中共中央“关于苏北发展方针与统一军事指挥”致电陈毅、刘少奇“建设苏北根据地是很大工作，同意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同意胡服（刘少奇）去苏北与陈（毅）会合布置一切（注：见《毛泽东传》5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注意组织财政经济工作，从长期战争出发，勿使人力物力浪费”。1940年10月14日，毛泽东致电陈毅:

《注意吸收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根据地建设》：

你们注意吸收陶行知等生活教育社人员去参加苏北文化教育工作是对的，这是主要方面。但同时亦应注意黄炎培、江问渔等所领导的职业教育社在江、浙两省知识分子中有颇大影响，因为黄、江等不仅在文化教育界有地位，而且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著名代表，因此，你们也应吸收职业教育社社员及其有关的各方人员，参加我们的文化教育和财政经济事业。同时，你们应经过韩国钧、李明扬、李长江及地方绅士、文化界等，对苏北以外的江浙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如张一磨、黄炎培、江问渔、褚辅成、穆藕初等加以联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件真相，约请他们派人或介绍人参加苏北之地方政权工作，民意机关工作，及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工作。我们已电周、叶与他们联络，如以后他们介绍人到苏北来时，须加以接纳，与之做事业上的合作，以为拉拢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例证，这对统一战线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建立和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1940年11月7日上午10时左右，刘少奇和黄克诚等到达海安。这一天既是十月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又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刘、黄、陈、粟聚会海安，更增添了喜庆气氛，当天陈毅题赠刘少奇和黄克诚七绝《十月革命节日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各老同志中有十年不见者》:“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刘少奇、黄克诚、曾山在海安与陈毅、粟裕一起研究共商了整个华中根据地的建设大计。管文蔚向刘少奇汇报了苏北临时参政会筹备情况。

在筹备工作中，各界代表反映了一些问题。一、表示赞成抗日。二、部分地主希望少减租或不减租。三、一部分旧官员对委派县长有意见。

据此，刘少奇指出会议一定要发扬民主，不能由我们包办，要让到会的各方面人士讲话，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不管人家意见对还是不对，都要认真听，切不可压制，对的要接受，不对的要加以说明。对“二五减租”要讲清楚，这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重要决策，是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刘少奇强调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革命现阶段的条件下，统一战线是为着抗日救国，如果统一战线被人家统了去，那就要犯大错误，他还说，国民党是不可能单独进行抗战的，而公开投降敌人，全国人民是不允许的，所以，人们只能提反对“投降倒退”，要争取他们中间大部赞成抗战的分子，在苏北地区人们必须争取赞成抗战的国民党员，争取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和中上层的开明绅士。如韩国钧、朱履先等，要把他们吸收到参政会来。刘少奇的讲话，将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都讲明白了，对苏北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少奇说：“要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就要建立抗日根据地。打鬼子要有枪，不但要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见《江苏党史资料》1989年第4期第45页)“要立即把苏北临时参政会开起来，并要开好。”“现在国民党政府不发我们一支枪、一颗子弹、一文钱，相反天天在计算着如何把我们消灭掉。他们进攻黄桥，就是这个目的的赤裸裸暴露。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就可以自己发展生产，制造武器，自己发行钞票、自己收税，不依靠任何人。”(见《管文蔚回忆录续集》第145页)。

刘少奇在海安还到爱国民主人士韩国均公馆同他商讨了抗日救国大计。少奇同志话虽不多，但出言极有分量。他说“在苏北地区，我们必须争取赞成抗战的国民党员，争取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和中上层的开明绅士。如紫老您等，都应当参加参政会。”在韩国均公馆的广玉兰树下，韩国均对陈毅谈了对刘少奇的印象：“胡服先生决非等闲之辈，在贵党内当不在君之下。”陈毅笑而不语。这一方面说明了在韩国均的眼力，以数十年宦海生涯，练就的洞察力、感受力实在非同寻常。同时也证明了少奇同志非凡的才能和极强的感染力。他的气度、言谈、思维都由于革命斗争锤炼得非凡而练达。

为了建立华中统一的有权威军事领导机构,1940年 11月10日刘少奇在海安致电中共中央“我已到陈毅处，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起见，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各部之总指挥，并加入中原局为委员。如叶希夷同志到华中，即由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电波从海安飞向陕北延安,这是刘少奇1940年11月7日同陈毅会合到海安三天后打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两天后(11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复：同意叶挺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中共中央复电另外加了一句：“并决定，以胡服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

统一指挥问题解决之后，刘少奇工作顺手多了。刘少奇、陈毅等一面调兵遗将布阵华中，一面抓筹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和苏北政权机构问题。

1940年11月12日《东南晨报》为迎接庆祝苏北临时参政会成立发表的小评中载：“苏北临时参政会决定在本月15日成立了,同时在海安镇召集第一次参政会议。”

11月15日，苏北临时参政会在海安召开，参加的有江都、高邮、泰县、扬中、丹阳、泰兴、靖江、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崇明、东台、盐城、兴化等10多个县。开会代表均佩带参政员红色绸胸标，到会参政员200余人，包括各党派、各阶层人士，而且知识分子绅商领袖占半数以上。这些参政员三分之一由军政当局聘任，三分之二是由各抗日人民团体选派，其中共产党员代表只有40多人。

苏北临时参政会由陈毅主持。胡服（刘少奇）首先作关于抗日民主政权工作的报告，他强调说：“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全民抗战，这是各阶层联合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各阶层利益，改善工农兵生活，镇压汉奸反动派。”

接着由靖江县国民党书记长盛仁栋先生发言。他从主席台座位上站起来，向讲台走去，并向坐在主席台最前排的陈毅看了一眼，陈毅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目光中充满了鼓励。盛仁栋站在讲台前，镇定了一下自己，便按照事先的准备讲了起来。他“从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讲起，阐述国难当头不分敌前敌后，国民党、共产党应精诚团结一致抗日，说明团结抗日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都是一致的，它完全符合农工大众的利益，因而也是执行三大政策的体现。”盛仁栋先生发言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赢得全场一片掌声。盛仁栋先生发言结束，陈毅同盛仁栋先生紧紧地握手，而后将盛仁栋先生介绍给胡服（即刘少奇）。刘少奇赞许地说：“你发言很好。如果国民党员都有你这样的思想，就一定能早日实现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参政会中，各参政员均毫无限制的地自由发言，实现了政治权利的平等和真正的政治自由。参政会出、列席人员，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无党派的人士，均在平等的地位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能毫无限制的予军政当局以建议和批评。如苏北临时参政会议长黄逸峰先生，他是国民党员；副议长朱履先先生，他是老同盟会会员；靖江国民党书记长盛仁栋先生，当选为参政会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共产党员朱克靖先生，当选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副议长。

这些具体事实，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苏北密切合作的精神。参政会的政治内容，包括三个重要决议。第一，讨论时局问题，严厉反对亲日派策动的投降妥协分裂运动。第二，就是对苏北时局问题。参政会力求各党各派合作，力主各军合作，反对亲日派发动三十万大军向新四军的进攻，力主江苏省府及其军队与新四军合作，共同抗敌，停止内争。第三，是讨论粮食问题。参政会决定，立即停止粮食出口，而且停止内地的自由运销，必须在合法机关的许可下，才能进行内地的粮食调济，这是防止奸商的操纵的必要办法。“还通过了自己的《施政纲领》，这个纲领完全以革命三民主义为基础，以抗战建国纲领为依归，他是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在苏北抗战局面上的具体运用。这个施政纲领的通过，完全代表苏北人民的民意，证实了八路军、新四军与苏北人民的合作有了政治的真实基础，这乃是苏北政治上的改革，而且在改革道路上的最大的迈步。这个施政纲领的精髓，就在发动全苏北人力、物力、财力去坚持抗战，推进抗战，就在调整人民间的关系，以民族利益抗战需要为标准去促进人民间团结合作，减轻内部的磨擦和矛盾。”会议选举苏北爱国民主人士韩国钧为名誉议长，选举黄逸峰为议长，朱履先、朱克靖为副议长，11月16日，按“三三制”原则，成立了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及区、县抗日民主政权。选举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通过了陈毅的政治报告。

刘少奇在闭幕时代表中共中央讲话。他说：“实行民主政治，是中国百年来革命流血的目的。今天要的民主，是真民主，不是假民主，假民主是欺骗民众的圈套，是会失败的，是反革命的”他阐述了《施政纲领》的主要精神，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各党各派要团结一致抗战，要施行民主政治，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要实行三三制政权，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二五减租”、减息和保证交租交息，加强根据地内军事建设，做好抗日军人家属的优抚工作，发展生产，保障部队的供给，肃清贪污盗窃的行为，提倡廉洁奉公。刘少奇的讲话，受到参政员们的热烈欢迎，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日伪面对华中苏北根据地的建立，胆颤心惊，除在军事上进行“扫荡”外，在经济上对我根据地严密封锁，并发行大量的日本军用券、华兴银行券等伪币到根据地掠夺。国民党政府又停发了新四军粮饷，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韩德勤发行的江苏省农民银行的钞票，在抗日根据地流通。1940年5月4日，党中央指示，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独立自主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敌后根据地内财政经济工作建立与加强，对于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根据地、巩固敌后统一战线，发扬人民抗日积极性及在财政经济上打击敌人等，均具有决定意义。 1940年11月在刘少奇和陈毅的领导下，对财政经济工作进行了调整与新的规划。

根据刘少奇、陈毅的指示，管文蔚与朱毅、李人俊商量，根据地财经工作的方针是“开源节流，增加收入，发展生产，保证供给，为抗战服务。”当务之急首先建立财政经济工作体制，决定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设立税务局、贸易局、总金库。在这方面朱毅和李人俊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了在经济上粉碎日伪的封锁和掠夺阴谋，抵制敌伪币入侵，调剂苏北农村金融，推进苏北经济建设，建立独立的金融制度，维护根据地资源，巩固和发展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实行统筹统支，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制，设立银行。”的指示精神，刘少奇、陈毅在海安亲自召集朱毅、李人俊等人研究，决定迅速成立苏北(后改苏中)根据地银行和印钞厂，发行自己的货币，发展根据地经济，由刘少奇定名为“江淮银行”。 1940年11江淮银行在海安成立。（注：见《大江南北》1998年第12期）。根据江淮银行和江淮印钞厂的老领导李人俊等同志回忆，新四军领导人对当时银行名称的选择，是有一段很值得回忆的情景的。1940年初，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当时用名胡服），到淮南路东“江北指挥部”指导工作时曾讲：“日本侵略军和汪精卫汉奸政府都用他们发行的伪币到我拉锯区攫取物资。并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我们。”“抗日战局面打开后，我们也要成立根据地银行，发行我们的钞票，同他们开展经济斗争。”接着他发问道：“建立这个银行叫什么名字好？”有的同志讲叫：“淮南银行”。李人俊同志随口回答：“我们立足淮南，背向淮北，就叫‘两淮银行’怎么样？”刘少奇同志先是嗯了一声，然后用商量的口气微笑着说：“叫‘两淮’？面太窄，也不够气派。新四军还要向东发展，继续挺进，将来是面向大江南北，横跨淮河两岸，叫‘江淮银行’如何呢？刘少奇同志话音刚落，李人俊等几位同志异口同声，连连称赞，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好！后来刘少奇到苏北海安又要成立银行，他和陈毅商量就用了刘少奇早先起的这个名字──江淮银行。

1944年（民国33年）5月，苏中参议会筹备委员会宣告成立，苏北临时参政会完成历史使命。(注：见方志出版社出版的《海安县人大志》第71页),。

苏北临时参政会召开和苏北临时行政委员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此在苏北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扩建地方武装6000余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主力也扩大到1.2万人。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良好基础，对我长期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战，配合全国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有着重大意义。

以上图片为1994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文献（1）》第664到665页。

附简介: 王兴圣，住江苏省海安县宁海南路49号，邮编226600,电话0513-88966326,宅电88918500，电传0513-88966300,手机18936193055。中国人民银行海安县支行经济师,《华中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一分册编委，江苏省钱币学会会员（会员证编号 181号），南通市钱币学会理事（会员证编号126号），南通市金融学会会员，政协海安县文史资料编辑部特约撰写员，海安县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员。曾在《中国钱币》《铁军》《金融档案工作通讯》《世纪风采》《党史资料与研究》《大江南北》《湖南党史》《湖湘春秋》《江苏地方志》《江苏钱币》《南通今古》《江海晚报》《无锡文博》《南通钱币通讯》《海安报》《海安文史》发表文章100多篇，出版了《爱国老人韩紫石》一书，其中“陈毅同志与海安”2001年1月被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评为“江苏省中共党史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3月20日 “对华中银行及华中币几个问题的研究”一文荣获省钱币学会第五次优秀学术论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