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玮，原名徐宝兴，乳名九如，化名南方、梁栋、秦明、谢公弢、胡公达，海门县磨框镇人（现海门市三星镇瑞南村），1903年10月8日出生。1924年入党，历任上海小沙渡共青团部委书记、共青团江浙区委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中共五大代表，共青团四届中央委员。与周恩来等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他利用探亲之际在海门传播马列主义，是海启传播马列的第一人。

为求学，寻找革命真理

1909年，7岁的徐玮入磨框镇杨柳春私塾学习，取名徐宝兴。1914年，徐宝兴报考海门县立高等小学时，在命题《自治》的作文试卷上写道：“我不但要自治，还要使天下人都能自治。”小小年纪，就有了关心天下事的抱负。

1916年秋，徐宝兴升入私立海门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徐玮和同学们走出校门，宣传抵制日货，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校长为了平息学潮，想“借重”成绩优秀的徐玮在同学中的威信，要他在全体学生大会上，“劝说”大家“安心读书”。学校当局意料不到，徐宝兴利用学校提供的的讲坛，大讲学生运动的意义，同时还揭露了校长经商敛钱的劣迹。结果徐宝兴被诬为“鼓动学潮”而被学校开除。

1920年秋徐宝兴考取苏州东吴大学预科。东吴大学是英国基督教会办的私立大学，宗教气氛浓重，无言论自由。徐宝兴受新思潮激励，有意识地宣传新思想，因此引起了校方注意，被视为“危险分子”。一次在宗教课上，他坚持无神论与任课老师辩论。老师理屈词穷，恼羞成怒，报告训育主任，说他谩骂师长，污辱宗教，遂将他开除。

1922年，徐宝兴改名徐玮进入上海南方大学读书。他一边求学，一边从事革命运动。在这期间，他协助负责沪西工人和学生运动的青年团第三支部书记嵇直，办了一所工人夜校。在夜校里，他给工人上文化课，宣传革命道理。后经张秋人（中共上海地方执委会秘书）同意，徐玮又独办夜校。由于徐玮和蔼可亲，讲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工人们对他特别满意。

1923年，徐玮在上海沪西区经稽直介绍，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化名南方、梁栋，在市区参加革命活动。1924年7月，徐玮与嵇直等所办的二所夜校经任弼时、邓中夏同意，合并为“小沙渡工人补习学校”。小沙渡是工业区，有几家日本人经营的大纱厂，产业工人十分集中。为了扩大宣传阵地，经项英同意又成立了“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徐玮任干事。补习学校和俱乐部本着“团结互助，增长知识，改良待遇”的宗旨，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徐玮等人还动员进步学生去俱乐部教书，在课堂上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事实，帮助工人提高阶级觉悟；还向工人介绍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给工人们很大鼓舞。这个俱乐部后来成为“五卅”运动的策源地之一。与此同时，徐玮与南方大学的进步师生一起，反对校长江亢虎的“国家社会主义”。1924年，他们以江亢虎曾私谒清废帝溥仪，跪呈“奏章”为导火线，在校内发起驱江运动。后来，于右任等另建国民大学，徐玮即转入国民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直到1926年毕业。

回家乡，传播马列主义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徐玮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夏天，他以通海旅沪同学会的名义，组织了几个青年回到家乡海门，为上海参加“五卅”运动的工人募捐。他们走村串户地宣传，宣传“五卅”运动真相，鼓动农民们行动起来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并应海门中学的邀请，在学生大会上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演讲。

1926年3月，徐玮父亲徐锡龄病故。徐玮回乡为父亲治丧期间，还向群众做宣传工作，将《资本论》《向导》《苏联十月》等书刊分送给亲友。母亲劝他“回乡教书，享享清福。”他意味深长地对母亲说：“一个人享福与许多人享福哪个福大？闹革命就是要使天下人都有福可享。”为了使天下人都有福可享，他立志要做“职业革命家”。他曾对一起工作的同志说：“中国革命将是长期的，艰巨的，党、团的事业将要好几代人才能胜利完成，因此需要有一批一辈子做各种秘密工作的职业革命家。”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后来在通东揭竿而起，参加红十四军的许多战士，都曾听过徐玮当年宣传马列主义的演讲而走上革命道路。

赴上海，组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1925年11月，徐玮任上海沪西区小沙渡共青团部委书记，领导有关工厂及国民大学、大夏大学的共青团支部工作。他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时，常以机器的部件或螺丝钉比拟每个团员或工人，他说：“我们能像机器那样团结成一个整体，就不怕‘拿摩温’和老板了”。他还介绍红旗的意义以及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工人阶级的地位等。他深得团员和工人们的拥戴，被誉为“宣传鼓动家”、上海团组织中的一大“金刚”。 在徐玮的领导下，小沙渡团的工作搞得生气勃勃，受到共青团江浙区委书记贺昌的表扬。

1927年1月，共青团江浙区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徐玮当选为区委书记。他主张培养青年工人中的活动分子加入组织，并要求团的工作向农村发展。当时他已在上海近郊的南翔发展了一些党、团员，建立了农村党、团支部。2月11日，徐玮参加中共江浙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共产主义青年团报告》。

2月23日，为配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和江浙区委召开联席会议，组织了以周恩来（中央军委书记）、陈独秀(中共中央总书记)、罗亦农（江浙区委书记）、汪寿华（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成立了由周恩来为首的军事委员会负责对武装起义作具体领导，另外还成立了宣传委员会。徐玮是宣传委员会委员，他负责起草《市民代表会议、政府》《准备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推翻军阀统治、建立民主政府》等纲领性文件。3月21日，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在武装起义的鏖战中，徐玮一直同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人坚持战斗在最激烈的闸北火线。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徐玮作为共青团代表出席上海第二次市民代表会议，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上宣布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徐玮与罗亦农、汪寿华等当选为临时政府委员，徐玮分管宣传工作。

“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指使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借口“工人内讧”，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并疯狂屠杀工人、纠察队员，死伤300余人。当夜，徐玮与周恩来、徐梅坤(南市区工人起义总指挥)等商讨对策，通宵未眠。第二天，徐玮与周恩来等领导亲临上海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上海市工人抗击反动政府的誓师大会，徐玮与徐梅坤受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和总工会负责人赵世炎的委托，向游行队伍领队陆立之等授“总指挥”旗帜，向另外两位工友授“上海工人纠察队”横幅。控诉反动分子的罪行，号召“打倒军阀，为死难工友复仇，收回工人武装！”

到杭州，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

因受东路军指挥部通辑，徐玮离开上海。4月27日，徐玮到武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10日又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留在武汉中央军事科工作。8月，受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指示，以团中央驻浙巡视员的身份前往杭州，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

徐玮到达杭州后，化名谢公弢，以失业教师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他结合毕业即失业、婚姻不自由、妇女不能独立等切身问题来启发青年的觉悟；他在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上，多次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揭露国民党的罪恶，扩大党、团影响。由于徐玮等的努力，杭州的革命斗争十分活跃，工人们纷纷起来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学生们相继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反对腐朽的国民党党化教育。国民党反动当局猖狂反扑，到处搜索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时乌云密布。为了揭露敌人的恐怖政策，及时给青年们指出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徐玮以杭州学生联合会的名义，撰写了《告青年学生书》的小册子，广为散发，一时轰动了杭州城，国民党浙江省当局甚为震惊。

遇叛徒，不幸被捕遇难

1927年11月6日，正在开展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活动时，省委军委地下机关突然被搜查，团省委机关也遭到破坏，徐玮和团省委秘书长曹仲兰等同时被捕。曹仲兰为保护战友，抢先说他自己是负责人，其余是临时雇来抄写和做勤杂工作的。他们先被关押在杭州市柴木巷看守所，不久转押到浙江陆军监狱。

被捕后，徐玮化名胡公达，国民党反动派起初把他当作一般政治犯看待。1928年初，由于叛徒出卖，徐玮被传讯。特别法庭庭长钱西樵对他说：“你不叫胡公达，你是大名鼎鼎的徐玮，你的情况我们都清楚，用不着隐瞒了，你不要再跟共产党了。”徐玮从容地回答：“好罢，那我问你三个问题，你的答复如果使我满意，就不当共产党。”三个问题牵涉到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问得钱西樵瞠目结舌，狼狈不堪。徐玮笑着说：“你既说不出个道理来，我就只好当共产党当到底了。”敌人无可奈何，只得把徐玮押回监房。

徐玮在身份暴露以后，就决心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尽力为党多做工作。趁看守不在时，他对着牢门的窗口，向难友们宣传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他还利用放风的机会进行串联，布置狱内的地下工作，组织要求改善狱中生活条件的斗争，他要求难友们把监狱当做学校，趁此机会多读些马列著作。他还用已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向难友们演讲，痛斥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表明自己为人民的彻底解放视死如归的决心。面对死亡，徐玮他泰然以对，潇洒地写下这样的诗词“前人走后后人到，生死寻常何足道。但愿此生有意义，哪管死得迟与早。灰色马在门外叫，我的使命已尽了。出门横跨马归去，蹄声响处人已遥。”

1928年5月3日下午3时，一个外号叫“李判官”的看守，突然在牢门口喊他的名字，徐玮心里明白了，昂首冲着那个看守喝问：“今天杀几个人？”看守从未见过“死囚”在这种场合会这样问话，惊得不知所措，手一抖，把钥匙和名单全掉落在地上。徐玮镇静自若，拾起钥匙、名单，为同监的难友曹仲兰、陈英盛、陈存世打开牢门。临刑前徐玮向难友们高呼：“同志们，今天要同你们分别了，你们继续努力吧！共产党万岁！”。国民党反动派知道徐玮是个硬汉，所以纠集浙江省党部和国民党省政府的人员一百多人前来参观。徐玮等4人一路高呼“共产党万岁”。法官不敢验明正身，叫十几个看守紧紧抓住4位革命者的双手，直赴刑场。陆军监狱里的300多名政治犯听到4位同志高呼口号，十分感动，齐声高唱《国际歌》来答复4位同志。行刑时，每一声枪响，活着的难友们就高呼一声“共产党万岁！”直到第4声枪响。国民党“参观”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灰溜溜地回去。他们这才相信：“世上真有这样一批不怕死的人”。

“我并不觉得死有何痛苦，前我而去者已去，后我而来者会来。生活于此时代，便负有此时代的使命，人生之价值即以其人对于当代所做的工作为尺度，生命时值之修短是不成问题的，用不着留恋和悲伤。"这是徐玮烈士给他的好友周赞明的遗书中的一段话。这朴实的语言，表明了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的革命人生观。              （ 海门市委党史办副主任     陶建明）

参考文献：

1、《海门烈士传》

2、《海门英烈》中共党史出版社

3、《江海英烈主义花》江苏人民出版社

4、《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通联；海门市委党史办    陶建明         电话：13962970186

邮箱：tjmhmjsga@163.com                   051382183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