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安县老区开发促进会墩头分会 周金国 曹江泉

“联抗”是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的武装部队。“联抗”四年中，一直把团结争取国民党地方部队一同抗日作为中心工作任务。薛承宗的保安一旅位于新四军苏中二、四分区之间，统战工作主要由二、四分区来做，“联抗”的主要统战对象是西部李明扬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陈泰运的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税警团），以及北部张星炳、胥金城的省保安三旅（野三旅）。

关于“联抗”对李明扬、陈泰运的统战工作，黄逸峰的《联抗部队的四年》，李俊民的《一支执行统一战线任务的武装》，张希繁《对友军工作的片断回忆》以及当代不少知名学者都作了记述研究。而关于“联抗”对“野三旅”的统战工作，偶有只言片语散见于各章中，系统成文的似乎不多见。笔者以为，客观地讲，“联抗”对“野三旅”的统战工作成效最为显著（促成其近一个团的兵力投奔新四军）。为弥补这一缺页，笔者不揣浅陋，冒昧成文，以期抛砖引玉，求方家赐教。

一、对“野三旅”认识的转变

“野三旅”是新四军“联抗”部队和里下河人民对张星炳部队的蔑称，至于它的真正番号，熟知的人并不多。据1993年版《海安县志》记载，该部原是南通地区一支地方武装，1939年初整编为江苏省保安第三旅（“野三旅”的由来），2000余人，高峰期近万人。1940年6月被李明扬、李长江整编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五纵队。12月，该部自封为“江苏省人民保安第三旅”。1941年3月，韩德勤收编为苏北推进第八纵队。1942年春，张星炳投靠同乡李仙洲，被编为鲁苏边区游击总指挥部苏北第七纵队，下辖两个总队，司令张星炳率第一总队驻东台七、八、九区，总司令部驻杭家堡。副司令胥金城率第二总队驻东台一、五、六区，与“联抗”地区毗邻。在东台五区（现属海安墩头、白甸二镇）的据点有仇湖、曹庄、墩头、姚簖、周家溪、鹿汪、施家溪、周家垛等，司令部设于周家垛。

“联抗”前期，广大官兵对“野三旅”这支部队一直比较感冒，而对李明扬、陈泰运部则比较友好。究其原因，黄桥战斗中，李、陈两支部队一直保持中立，甚至在黄桥战斗前，陈泰运还将韩德勤的兵力布防调动情况一五一十地透露给了新四军，使得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能从容地调兵布阵，取得以7000余人消灭顽军11000余人的大捷。而“野三旅”则不然，在郭村、黄桥两次战斗中，都充当了反共摩擦的急先锋。1941年春夏，在“联抗”北上整训期间，李明扬、陈泰运部落井下石，违背当初的协定，趁机占领了“联抗”防区曲塘、白米等乡村地区，“野三旅”强占仇湖、墩头、曹庄、姚簖、周家溪、鹿汪、施家溪、周家垛等地，对南面的“联抗”根据地虎视眈眈。“联抗”从盐城回防后，根据地只剩下于庄乡、王庄乡两个小乡。为了自身的生存，在经过请示一师首长后，通过邓高庄和茅山的两次会谈，默认了李明扬、陈泰运所占的地区，集中力量讨伐北边的“野三旅”。战斗于12月21日、22日打响，新四军出动一旅老一团、老二团和泰兴警卫团、“联抗”部队，计4000余兵力，胥金城率第二总队4000余人，双方在墩头至施家溪一线四五个据点杀得昏天暗地，互有伤亡。“联抗”部队所记史料计消灭“野三旅”“两个排又一个班”，张星炳《第七纵队抗战纪要》中说新四军“联抗”部队计伤亡400余人。总之这次战斗加深了彼此的仇恨，以至于若干年后一些幸存的老“联抗”战士一提到“野三旅”就骂之为“土匪”“伪军”“烂污小”，对后来胥金城率部起义的义举还不能认可。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不打不成交。通过与“野三旅”的交战和谈判，新四军“联抗”不得不重新认识“野三旅”这支部队。

首先，“野三旅”组织严密，战斗力强悍，不像坊间传闻的那样是“野鸡毛式”的杂牌军，其主要将领具有较强的军事素养。司令张星炳，是山东济南人，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在洛阳军事干部训练班受过训。“八·一三”抗战后，他在南通收留淞沪战场溃散的老兵，招兵买马，渐渐将南通专署卫士连扩充为一支近万人的抗战队伍，实属不易。副司令胥金城是山东阳谷县人，14岁到直系军阀中当兵，淞沪抗战后退至南通，投奔张星炳，从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副司令，实战经验丰富，多奇谋，在“野三旅”中有“小诸葛”之称。

其次，“野三旅”虽然长期跟新四军闹摩擦，但大部分官兵不失民族气节，打鬼子打得轰轰烈烈，昭关阻击战、樊川保卫战等典型战例无不彰显其铁血男儿本色。虽说张星炳后来与胥金城所走的路不同，但坚持抗战的大节未丢（张星炳始终未投日）。不像有的“联抗”下层官兵所说“张星炳要当铁杆汉奸”。特别是在鹿汪谈判中，张星炳能答应让出墩头、鹿汪、周家溪等地，说明其还是有民族大局意识的。须知，鹿汪战斗“联抗”是打了败仗，二中队指导员龚茂荣牺牲，中队长孔令泉负伤，土城仍未打下。如果谈判桌上“野三旅”不松口，战事再起，胜败结果还是一个未知数。

再次，据地下党员郭琛反映，“野三旅”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这就给新四军“联抗”做分化瓦解工作提供了机会。

二、对“野三旅”统战工作的顶层设置

《新四军联抗部队（下）》朱振铎《联抗部队的历史梗概》一文记载道：“1942年，新四军靖江县长张遗到联抗，由联抗侦察参谋化装成船夫，送张遗穿过张星炳部，到胥金城部，向郭琛传达了粟裕司令员的重要指示：战斗发生，部队就起义，有三条出路：一、向东去到三仓河找新四军一师师部；二、向北找新四军兴化独立团团长柴荣生同志；三、向南找联抗司令员黄逸峰。”

这一记载承载了两条重要历史信息：一、对“野三旅”的统战工作，特别是争取胥金城起义的工作是新四军一师师部顶层设计的，“联抗”和其他部队负责具体实施。二、争取胥金城率部起义有两个关键人物，即张遗和郭琛。这两个人同胥金城的关系一定非同一般。

时任新四军根据地靖江县长的张遗，原是胥金城手下的上士文书，中共地下党员。1938年3月，从南通撤至掘港的胥金城在张遗家养伤，得到张遗全家很周到的照顾。时任胥金城部营政训主任的郭琛，1938年5月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和党失去联系。1938年，郭琛任“苏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民运部宣传组长。张星炳收编“苏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后，郭琛留在胥部任职，胥金城明知他是中共党员，却提拔他当上了营政训主任，说明胥金城并不排斥共产党。鹿汪谈判后，郭琛和黄逸峰接上组织关系，具体负责对胥部的统战工作。

其实，争取胥金城起义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但却缺少历史记载。据几个老革命讲，“联抗”北上整训时，部队牺牲、失散过半。胥金城注意收留“联抗”失散人员，计十几人。其中有三名共产党员，为首的是一名叫常巽（常巽是化名。“巽”音xùn，也可能写作“驯”或“训”）的共产党员，任胥部某连连长。常巽曾派人跟黄逸峰联系，接上组织关系，并申请归队。黄逸峰指示他潜伏下来，作为闲棋冷子，到时协助做好胥部基层士兵的工作。胥金城也知道常巽的身份，但并未为难他。

综合各方面的材料，可以看出，新四军一师对“野三旅”的统战方案分为三步：第一，通过争取胥金城，达到和“野三旅”的合作抗日。第二，通过张遗、郭琛等人的说服，争取胥金城起义。第三，通过胥金城做张星炳的工作，争取张星炳率部投奔新四军。

三、对“野三旅”部的分化瓦解工作

抗战时期，山西的阎锡山有一句经典名言：“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意思是日本人、共产党八路军、国民党中央军三方面势力尽量都不得对，但哪一方把他逼急了，他就踏破哪只鸡蛋。张星炳效仿山西的阎锡山，在日本人、新四军、国民党军之间打太极，以求自保，这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能在“野三旅”部长期活动的原因之一。但张星炳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又在国民党军洛阳军事训练班受过训，封建正统思想根深蒂固，思想上倾向于国民党，对蒋介石等人比较愚忠。而胥金城出身贫穷，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几年私塾。14岁那年，因出谋帮族人打土地官司，反被当地官府通缉，一气之下投到直系军阀当兵吃粮。相比之下，做胥金城的争取工作要容易得多。只要有关键人物接近他，用阶级观念打动他，讲清正直的军人应为谁打仗的问题，应当找到相应的突破口。

新四军一师政治部通过调阅相关人员的档案，得知张遗和郭琛与胥金城有私交，遂委派两人做信使，张遗联系粟裕，郭琛联系“联抗”黄逸峰，以两条线分头做胥金城的争取工作。

郭琛有两个身份，一是胥部某营政训主任，一是国民政府东台五区区长。东台五区和“联抗”地区毗邻，“联抗”又是国共双方公认的中立部队，让郭琛当联系人比较方便。据朱振铎《联抗部队的历史梗概》一文记载，郭琛在“野三旅”和“联抗”之间往来频繁。“何惧同志（即薛和仲，曾任“联抗”五大队教导员）曾七次到胥金城部，和郭琛取得联系，最后一次何惧被张星炳逮捕，是胥金城跟张星炳作了斗争才释放的。”

遵照粟裕指令，张遗也曾数次冒险到胥部做争取工作，带去粟裕的重要指令，胥金城都是热情接待，尊为上宾。

1943年1月至4月，日伪集结数千人两次“扫荡”“野三旅”防区，妄图摧垮其意志，迫其就范，投降日寇。关键时刻，粟裕电令新四军一师相邻部队随机出击，策应“野三旅”部摆脱困境。此次战斗“野三旅”伤亡、散失一大半，司令张星炳仅率百余人向西投奔了李仙洲，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一总队总指挥张良才率残部千余人投降了日寇。在共产党人张遗、郭琛帮助下，胥金城率二总队残部700余人在周家垛宣布起义，参加新四军。胥金城派郭琛到“联抗”请示，受到彭柏山、戴为然等人的热情接待。黄逸峰立即专电报告粟裕等一师首长，师部决定将胥部改编为新四军苏中军区新第七纵队，胥任司令员。在胥金城起义过程中，常巽因奉命阻拦投日的叛军，不幸中弹牺牲。

胥金城起义后，遵照粟裕的指示，曾写密信给张星炳，劝其率余部投奔新四军。后叶飞、张遗、胥金城、郭琛等人亲自到江都县樊川镇张宝源银楼跟张星炳谈判，劝其投诚，遭到拒绝。后张星炳只身一人到了重庆，1949年去了台湾，退役在桃源小学教书，据说晚境凄凉，客死在加拿大。

四、对“野三旅”争取工作的历史意义

如果说新四军“联抗”对李明扬、陈泰运部的统战工作，对刚进入苏北的新四军的发展成长意义重大，那么，对“野三旅”的统战工作，则为抗战后期新四军的壮大，对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均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据黄逸峰著作《联抗部队的四年》一文记述：“1942年苏中各分区都遭受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只有联抗地区比较安定。有了这一年的修整，军队、政权、党群工作都有了不少进展，这一地区就是利用日伪顽的矛盾交错，在斗争当中日益巩固起来的。”驱逐“野三旅”的战斗发生1941年12月21日、22日，鹿汪谈判在1941年年底，黄逸峰的记述从侧面反映了鹿汪谈判后，“野三旅”是和“联抗”和睦相处的。换言之，鹿汪谈判后，新四军“联抗”对“野三旅”的统战工作初见成效。

抗日战争后期，日、伪、顽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处于彼消此长的关键时刻，胥金城700余人的队伍虽说对整个战局似乎微不足道，但对苏中这局部地区敌、顽、我军等力量的改变显然不可小觑。胥金城起义后，创建了茅山抗日根据地，胥率部参加了讨伐税警团，追击李明扬投降日伪的残部，兴化攻击战等恶战，为取得苏中抗日战争的最后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特别要提及的是，胥金城对枪炮颇有研究，曾冒险化装成民夫，混上日本鬼子的汽艇，偷窥迫击炮原理，脱险后仿制成功，在以后的对敌攻坚战中显示了威力。据袁捷《良师·楷模》一文记述：“在攻打南寺（税警团据点）时，他（胥金城）还亲自带着自己研制的平射炮，支援联抗战斗。”1945年9月1日兴化攻坚战时，胥金城的炮连已扩充为炮营，胥率部首先攻破东门，为兴化攻坚战夺了头功。

兴化攻坚战后，胥金城奉命将炮营扩充为炮团，这是新四军第一支正规的炮兵部队。

解放战争中，胥金城的炮团被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特纵炮二团，直属华野司令部。胥金城率部参加了苏中、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战役，为加速全国解放的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后，胥金城历任华东军区吴淞要塞副司令兼参谋长，总后勤部驻大同、太原办事处副主任等职（正军级），成为专门领导研制火炮的专家。（联系电话：曹江泉 13338831966）

〔说明：本文借鉴了夏俊山先生《海安境内的野三旅》一文的某些史料和观点，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