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兴　圣

1939年9月1日，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指出：日本的主要政策是“‘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日本侵略者为实现上述目的，就是在它的占领区内全面实行金融统治和金融垄断，滥发大量的“军用券”、“华兴券”等伪币，以法币吸收外汇，从而套抢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大量财富和物资。妄图扼杀根据地金融。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方针，允许被分割的各抗日根据地建立银行，实行“统一政策，多元发行”的办法，开辟对敌货币金融战场。

1940年8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黄桥召开了一次军政负责人会议。陈毅、粟裕在会上提出，根据地要发行自己的货币与伪币作斗争。会议还决定将原江南地区发行的“江南商业货币券”改作为“苏北流通券”发行。

1940年11月14日，刘少奇和陈毅同志先后找冯定等同志谈话，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党的事业在苏北又有一个大的发展，需要培养很多干部，现在要办抗大分校。”当天刘少奇、陈毅、赖传珠、冯定等领导同志，研究决定以原苏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为基础，成立“抗大五分校”，明确了“抗大五分校的组织编制、干部配备”等问题。原苏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正副校长陈毅和冯定分别任抗大五分校校长和副校长，冯定负责日常工作。抗大五分校的组织编制、干部配备的确定，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五分校在海安正式诞生。

1940年11月15日，苏北临时参政会在海安召开，参加的有江都、高邮、泰县、扬中、丹阳、泰兴、靖江、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崇明、东台、盐城、兴化等10多个县。到会参政员200余人，包括各党派、各阶层人士，而且知识分子绅商领袖占半数以上。其中共产党员代表只有40多人。

苏北临时参政会由陈毅主持。胡服首先作关于抗日民主政权工作的报告，他强调说：“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全民抗战，这是各阶层联合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各阶层利益，改善工农兵生活，镇压汉奸反动派。”

“参政会决定，立即停止粮食出口，而且停止内地的自由运销，必须在合法机关的许可下，才能进行内地的粮食调济，这是防止奸商的操纵的必要办法”。“还通过了自己的《施政纲领》，这个纲领完全以革命三民主义为基础，以抗战建国纲领为依归，他是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在苏北抗战局面上的具体运用。这个施政纲领的通过，完全代表苏北人民的民意，证实了八路军、新四军与苏北人民的合作有了政治的真实基础，这乃是苏北政治上的改革，而且在改革道路上的最大的迈步。这个施政纲领的精髓，就在发动全苏北人力、物力、财力去坚持抗战，推进抗战，就在调整人民间的关系，以民族利益抗战需要为标准去促进人民间团结合作，减轻内部的磨擦和矛盾。”会议选举苏北爱国民主人士韩国钧为名誉议长，选举黄逸峰为议长，朱履先、朱克靖为副议长，按“三三制”原则成立了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及区、县抗日民主政权。选举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通过了陈毅的政治报告。

苏北临时行政委员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华中苏北总根据地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

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敌后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敌人对我们的经济进攻是与军事、政治、特务的进攻密切结合着的,是极其残暴的。”“在敌占区,敌人实行无穷尽的人力、物力的掠夺。”

为了在经济上粉碎日伪的封锁和掠夺阴谋，抵制敌伪币入侵，调剂苏北农村金融，推进苏北生产建设，建立独立的金融制度，维护根据地资源，巩固和发展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金融货币战是经济战线重要的斗争形式之一,它是指战争双方利用货币为武器干扰对方金融秩序,以达到战胜对方的目的。根据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实行统筹统支，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制，设立银行。”在刘少奇和陈毅的领导下，“这时，在财政经济工作上开始进行了改革调整与新的规划。”。他们在海安召集朱毅、李人俊等人研究，决定迅速筹建苏北总(后改苏中)根据地银行和印钞厂，发行自己的货币，发展根据地经济。明确了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正副部长朱毅、李人俊分别兼任正副行长。标志着“江淮银行”，在海安成立。

1941年3月19日苏中军政党委员会建立，上级决定“将东台、兴化及其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东地区划定为苏中区”“以第一师司令部兼任该军区司令部工作。”“拟以盐阜区为第一分区，指挥机关暂缓成立。苏中区划定为二、三、四共三个分区。”1942年5月1日，苏中行政公署成立。苏中辖区经多次调整，本文中苏北根据地，主要指阜宁以南的苏中地区，一度含苏中、盐阜行政区。

为了加强对敌斗争，发展根据地人民经济，1941年6月1日江淮银行决定成立苏中分行，明确了江淮银行副行长李人俊兼任苏中分行行长。1941年6月15日江淮银行苏中分行在栟茶镇正式开业。在苏中四分区设立掘港支行。与日伪展开了针锋相对的金融货币斗争。

1941年12月17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制定的《昭和十六年以后现地长期战略指导》中强调指出：“在政略与战略上之重要地域，取得军队自给物资与我国防物资之地域”，“均应确立高度治安”。并把长江下游“作为其基础地盘”，先行治安肃正，取得成果后再逐步予以扩大。日本的舆论一再叫嚣：“长江下游，富于食盐、棉花、粮食等战争物质，实不容渝共，共盘踞其间，如让其坐大，将为皇国百年大计之祸患”。以上足以说明，日本侵略者对巩固长江下游占领区极为重视，要下大力进行治安肃正。而江苏苏中地区，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活动的重要地区。日伪的“经济清乡”。日军在“以战养战”的思想指导下，想方设法夺取资源。因此，日军经常通过“扫荡”，特别是夏秋粮食成熟时，大肆掠夺食盐、棉花、粮食等战争物资，日军以“扫荡”掩护抢粮尤为突出。

1942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华中通货暂行处理纲要》，5月底，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宣布，禁止国民党法币流通，中储券定为统一通货，为苏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两市唯一法币，旧法币以二与一之比兑换中储券。又将换进的约十亿元法币，通过各种渠道投入大后方及抗日民主根据地内。大肆抢购战略物资。法币、伪币象祸水一样冲击着江苏苏中根据地的经济，造成通货膨胀，经济、金融、货币斗争到了短兵相接的肉搏阶段，日伪使用的武器是伪币，重庆使用的是关金券，把法币当作子弹打来打去，江苏苏中根据地在夹缝中，受到了严重影响，如果不想对策，我们只有挨打，不要说不能还击，连招架都不可能，出于形势需要。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根据地应尽快拿出自己的武器。来参加货币斗争，保卫抗战利益，保卫根据地全体人民利益。

1942年8月19日，江淮银行副行长李人俊发表《论敌汪排斥法币与我们的对策》一文，动员根据地人民，把法币输往敌占区，坚决实行以货易货的原则，坚决拥护抗币发行，维护根据地人民的利益，坚决推进敌后抗战。

在排伪工作有了一定基础以后，就印制大量抗币以占领市场，成为我们与敌伪展开货币斗争中的一项重要工作。1942年11月谭震林指示要“求得抗币迅速生产，这是一个问题”。“只要我们在群众中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即可使大量的抗币流入市场。”在发行江淮币时，我们采取江淮币一元作法币五元的做法，是从实际购买力来定，不是主观确定。

1942年11月，江淮银行币正式发行，苏中行政公署颁布发行江淮银行币，不仅是苏中地区的流通币，而且是苏中的本位币，发行的目的就是要对日寇、汪伪进行金融货币斗争，保护抗日根据地经济，物资不被掠夺，维护根据地人民的利益。

苏中江淮银行币发行以后，因开始发行数量少，未能形成牢固的基础，所以在此时期江淮币还不可能也不应该立即取代法币，而只能减轻法币跌价所给予损失。促进提高江淮币贬低法币的方法、以求江淮银行币最后垄断苏中抗日根据地市场流通之目的，作为抗币占领市场的开始，但此时抗币已是苏中根据地人民与伪币斗争的主要工具，有效的对付日伪各项破坏与阻扰。

由于江淮币发行慎重，准备充足，币值不断提高。它维护了根据地人民利益，人民群众为有了江淮币——人民自己的货币而感到此骄傲，江淮银行以一方面激励人民群众对加强抗战必胜的信心。在1941年至1943年期间日伪对苏中四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清剿”“清乡”江淮币阵地在苏中四分区虽然曾受到局部的，暂时的影响，但苏中四分区人民群众对江淮银行币值还是坚信不移。他们盼望根据地多发行抗币，抵制伪币，保护根据地人民利益。

苏中四分区紧接邻京沪大城市，日伪驻有重兵，日伪据点散布各处，到处进行破坏掠夺物资，破坏经济，因此苏中四分区货币斗争环境险恶，江淮银行币诞生后，就处在敌、友、我三方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

1941年，江淮银行未发行江淮币时，苏中四分区根据党中央《对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意见》“要保护自己，坚决同敌人的经济封锁、经济掠夺与破坏作斗争。在全国，特别处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应当有一套有系统的具体办法对付敌人，实行经济的反封锁，实行对外贸易的统一与对内贸易自由的原则，以便抵制敌人的倾销与封锁；实行新的货币金融政策，保护法币，抵制伪钞，以便同敌人作货币斗争。”苏中四分区抗日根据地即明令禁止伪币流入，不准在市场流通，并组织群众在根据地中心区域集市查禁。1943年，日寇依仗军事力量，在苏中四分区进行封锁，日伪控制着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由于军需民用和城乡贸易必须进行货币经济联系。随着商品物质的周转，城乡交易的进行，伪中储券也不断进入苏中四分区根据地，1943年7月30日，苏中区党委发出《关于反对伪币斗争问题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指出：“货币斗争是经济斗争的一部分，经济斗争又是整个抗日斗争的一部分，与军事、政治各方面之斗争有密切关联，是不能分开的。”“苏中敌我斗争的基本形势依然是敌强我弱的。”因此，“我们对于伪币斗争的要求不能提的过高。”“把伪币泛滥横流的趋势加以阻止使敌汪推行伪币的政策经常受到阻碍而不能顺利的实现。”

为了揭露伪币的贬值和揭穿日伪用贬值的法币来我根据地掠夺物资的阴谋，维护根据地人民的利益，抗日民主政权根据敌我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江淮币与法币的比价，加强了反伪币的宣传工作，使人们认识到拒用伪币是对日寇的打击，日伪必败、伪币将成废纸，排除伪币是每个中国人应尽之责，同时进行贸易管理，截堵伪币流入渠道，将市场物资商品采用江淮币计价，以摆脱伪币的控制。在根据地中心严禁伪币在市场流通。违者没收。在游击区、边缘区也逐步实行以江淮币计价，以摆脱伪币的控制。在边缘区限制伪币流通的办法有：一是从票面面额上限制，大面额的伪币禁止使用，违者没收，处罚。二是从数额上加以限制，凡携带伪币作为路费或零用者，允许入境，大量的则处罚或没收，做生意者进行兑换或封包寄存，不得将伪币带入根据地中心区。三是流通地区的限制，限在边缘区、游击区使用。四是用比价进行限制。抗币与法币有固定比价，随着币值的变化，不断调整比价。

为了打破日伪经济封锁归根到底靠发展生产，实现抗日军需自给和改善人民生活，，因此，苏中抗日民主政权采取一系列扶持生产的政策措施，由江淮银行通过各种贷款，帮助解决工农业生产中的各种困难。1942年春，江淮银行苏中第四支行拿出粮食5000石投放农贷，后又从益林调法币3000万元，发放农贷。苏中四分区各县库存现款中拿出一千万元作为放贷基金。

1943年5月，江淮银行苏中第四支行通告载：“为布告事，查本行在本分区发行之五元及五角的两种抗币，对于发展商业经营、促进农村生产、以堵截伪币、活泼我根据地金融起了极大的作用。但使用时，缺少一元的一种适中单位，以致时有发生兑换找零困难，苏中分行为解决此困难，已赶制一元票一种，本行现已领来发行，其式样、大小、纸质、版纹、签字、方章、与五元的一种完全一样，其不同之处：第一在背面，一元的一种色泽为‘茶色’与五元的一种‘火黄色’不同。正中没有‘作抗币五元’五字；第二在正面一元的一种左右两边没有‘作五元’三字，上面‘江淮银行’四字及下面两颗方章，色泽深浅不同。自布告之日起，仰我军民绅商，认明使用此布”。

1943年江淮银行苏中第四支行在四分区发放农贷“仍为公粮一万五千石在各县分配为如皋五千担，南通五千担，东南五千担。”农贷发放对象“以在反清乡斗争中受难或生产困难之民兵、抗属、工农抗会干部为主，以便恢复生产力，并应先借给有组织的对象，如合作社伴工队等，必须真正是基层群众组织从事生产的，绝对禁止借给富农地主及地痞流氓，必须一切为着提高基本群众的生产力，并以农贷为推动集体生产之发动力。”

为排斥伪币，补助抗币筹码不足，1945年2月，苏中三专署决定发行本票，限于泰兴、泰县、靖江、如西、紫石(今海安市)五县流通。价格和使用效能和新抗币同。根据政府决定，江淮银行第三支行发行了面值为新抗币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本票三种。共发行本票九十万元。”本票发行后物价稳定，而国民党法币则不断贬值。

1945年3月1日江淮银行第四支行发出通告：“本行为调剂根据地金融，充实货币斗争力量，特呈准上级发行本票。在东台、如皋(今如东县)境内流通，除呈请专员公署监督发行外，特此通告。”《江海报》记者于1945年3月5日。访问了第四支行负责人，该行负责人谈：“发行本票意义，主要在辅助抗币筹码不足，增强货币斗争的力量，本分区自去年查禁伪币以来，在打击伪币排斥伪币是有很大收获的，在我中心地区，目前已经看不到公开使用伪币现象，然而最近因为国际形势对敌更加不利，敌人为了救死，企图夺取我根据地物资，滥发大量一千元伪币，沦陷区物价拼命上涨，苏中尤其是四分区因为地位接近大城市，在经济上受敌人的影响特别明显，因此我根据地内物价也跟着步步上升，以致原有抗币筹码更加不够周转，市面上到处闹银根紧，交易因为没有筹码受到很大影响，在某些边缘地区伪币居然有卷土重来的模样，因此为了调剂根据地金融，防止伪币乘虚而入，不得不作紧急处置，发行本票，增加抗币筹码。

同时发行本票，更是为了保护根据地物资，因为市面缺少筹码，有充分抗币筹码时，就可随时收回，为便利商人往其它分区买货物，本票可兑换抗币。”江淮银行第四支行南通办事处也发行了面值为新抗币伍元，五十元本票两种，东南办事处也发行了面值为伍元的本票。”

1945年8月25日苏中区战争动员委员会发出文件，要求新解放城市立即把没收敌伪印刷厂机器连同纸张、油墨等移至华中印刷厂，并提出各分区发行流通券及本票问题，苏中一分区及三、四分区可以印一元及伍角的流通券，每县总额不得超过100万元，搞收购发行，不搞财政发行。三、四分区专署可印本票，票面以二十、五十元为限，不得印一百元(已印的准许发行，但不得再印)。这些也都是为了增加抗币 筹码，以巩固和扩大江淮币阵地。

苏中地区发行流通券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期间，新四军革命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不断发展，日寇、汪伪政权和国民党顽固派一直把它视为心腹大患，不断对根据地“扫荡”、“清剿”，并施行经济封锁和物资禁运，同时把贬值的法币 和敌伪币推向根据地，掠夺根据地物资，使根据地军民在经济上受到巨大损失。

为了反击敌人以金融货币掠夺根据地物资阴谋，党和政府采取了加快印制和发行抗币 ，以占领根据地货币流通领域，同时排斥伪币，限制法币流通，严格控制根据地物资的进出境管理等措施，但是由于敌人大举军事“清剿”和“清乡”，根据地江淮银行发行的抗币仍不能满足流通需要。1943年经政府批准苏中一分区高邮县政府发行了“高邮县辅币流通券”作为抗币的辅助货币，与根据地抗币等值流通。

流通券的发行不仅及时地增加了抗币的流通筹码，同时又促进了根据地的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苏中抗日根据地的部分地方政府，江淮银行支行，办事处和贸易机构也相继发行流通券，如一分区的高邮县政府再次发行“高邮县流通券”，东台县财政局经上级政府批准，由江淮银行协助发行“东台县流通券”、苏中行署四分区发行的“苏中第四行政区流通券”。江都、兴化等贸易机构也发行了流通券。

在敌我货币斗争中，“反假”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1943年3月4日《苏中报》报道：“唐洋区商民穆祥贵，王宏林，穆增荣伪造江淮银行抗币1元改作5元券120张，借以牟利，破坏金融，经县政府侦查，判处穆祥贵徒刑两年，禠夺公权三年，并释罚金国币3000元。王宏林、穆增荣各徒刑半年，禠夺公权二年。”

1943年10月苏中行政公署发布查禁假江淮币布告。查如西白蒲等地，发现伪造江淮银行发行之五元抗币，行使市区，显系不法之徒，企图鱼目混珠，借以牟利，破坏我抗币之信用，扰乱金融，贻害人民。

1945年2月在紫石县发现大批假一元抗币，是敌伪伪造的，1945年2月，江淮银行通告：“查近来市面发现1元新抗币，除票面调查伪票来源，严密追究外，特将辨别伪票的办法，提出几点说明，以免群众受害，请大家留神，免得受人欺骗吃亏，如果发现使用伪票的人，即扭送交附近的政府机关查究，切莫放松，特此通告。”

附真伪的辨别办法：

一、伪票纸张比真票差，容易起毛。

二、真票线条清楚，伪票线条模糊，尤其是正面楼房中间的马路，真票线条清楚，伪票呈一团的雾，完全不同，一看就有区别。

三、正面右边大“壹”字蹭的口字一直，真票笔划清楚，伪票则是一小块空白。“圆”字的一撇，真票很清楚，伪票却模糊得看不出一撇来。

四、下面黄色地纹花，根本不同。真票是形式，伪票是形式，仔细研究就可看出。

五、伪票正面的号码印的得比较粗，并且零乱不够整齐。

六、反面颜色，真票是深兰色，伪票是青莲色---即印紫色。

七、反面中间左右两个圆圈，及下方朝上的花纹，真票花纹清楚，伪票模糊一团，区别很大。

八、其它的差别还很多，只要大家留心，就可看出。

主犯印伯田家中查获未盖戳的伪本票千余张，假江淮银行的方戳硬印。印伯田在被捕后畏罪自杀。同案犯汪洁青、谢桂生、陈耀庭均被我抓获。

江淮银行开展反假斗争，维护江淮币的信用。对当今的人民币开展反假斗争，维护人民币的信誉，也是有借鉴作用的。

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立场，对我苏中抗日根据地的金融极力破坏。1942年他们搞了一个“打击奸伪伪钞办法”，目的之一破坏敌后根据地金融、破坏我抗币发行，以维护法币“信用”，巩固法币基础。

苏中区委规定，法币采取“限用政策”，规定民国二十五年前国民政府银行发行的8种纸币可以流通。到后来，法币恶性膨胀愈来愈甚，抗币筹码比较充足了，在苏中根据地对法币 先“贬值使用”，逐渐禁止流通。

1942年11月1日发行江淮币时曾规定江淮币1元作法币5元，1944年4月改为法币12元折合抗币1元，1944年9月15日将新抗币对法币为1比50。1944年规定只准六种法币流通：

(一)中央银行卅年印小钢板十元法币。

(二)小青龙十元法币。

(三)中央银行廿五年版五元券。

(四)中央银行廿五年版十元券。

(五)中央银行廿五年五元券。美国华德路公司制。

(六)中央银行廿五年版十元券，美国华德路公司制。

规定只准六种法币流通之主要原因有：

这六种以外法币 ，大部分是廿九以后新版式。这些五颜六色的法币，有的是重庆发的；有的是国民党仓惶逃跑时留下来来不及带走的票子，被日寇劫掠到手拿来使用；还有则是日寇假造和套印的，这些票子来路不明，老百姓无法分辨清楚，所以加以限制，免得祸害人民。

为建立抗币本位制，对伪币一直进行斗争，1945年5月4日，苏中区规定，新抗币与伪币比价为1：160；5月28日调整为1：180，6月5日调整为1：220。 8月28日，苏中行署再次发出布告：一千元以下(含一千元)之伪币暂行通用，一千元以上暂停使用，老解放区不许伪币流入，禁止使用，应将伪币 投向敌伪地区，换回物资，8月30日，新抗币与伪币比价调整为1：500，反伪币斗争在海安地区尤为激烈，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1945年11月还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我曲塘区队副队长顾静之，在曲塘西桥口制止伪币在市场上流通，坏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商人、居民闹事，说“政府不准作用伪币，没得日子过”。并将顾捆绑起来，套上蒲包，游街示众，后经做工作，才平息了此事。

因为有了抗币，人们对敌伪币，法币的不稳定性和危害性更加看清楚了，提高了对敌伪币和法币斗争的自觉性、主动性。江淮币面额5元，20元的纸币，印有毛泽东同志头像，根据地人民见到毛泽东画像，受到莫大鼓舞，敢于不断前进，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多种面额的江淮币印有根据地农村风光，工人、农民的形象等等。人们渴望当社会的主人，繁荣经济，过上和平、民主、富裕的生活。虽然抗币的纸质较差，有的印制不够精致，但人民非常热爱它，保护它。根据地军民决心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

另外在货币斗争中，我们也曾有过认识不足，措施较迟的经验教训。1942年6月，敌伪禁用法币，当时我们估计不足，以为要过些时候才实行，未能充分做好应付事变的准备。在排伪币问题上，我们在游击边沿地区对伪币采取“贬值承用”的方针，这是对的，但在比价的确定上，有过高或过低的现象，以致效果不佳。敌伪规定储备票1元合法币2元，市场上很快就贬值到1：1，但此时我们有的地区却把比价定为伪币1合法币1.4或1.2，伪币与法币的比价高于伪币的实值，不但未能起到疏导伪币，减少其在游击区的流通量和效应，反使敌区的伪币涌到我游击边沿区来。订得过低，结果又变成“冷市”，商人不卖，在与法币进行斗争中，我们也有教训，如中央银行民国三十年印的小钢板法币据点内已不用，民间也打八折使用，而我们因经济情报不灵，仍在使用，结果引来了大量的小钢板，一度在苏中某些地方造成法币膨涨，并使当地财政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这些都不是我们货币工作的主流，我们的主流是抗币生了根，伪币被排除，法币膨胀给根据地和群众带来的危害受到了遏制。

经过十四年抗日浴血奋战，到1945年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苏中根据地与全国一样，对日伪军发起反攻，收复了一个又一个城镇，解放区日益扩大，新解放的城镇急需大量抗币投放市场，根据以上情况，苏中区战争动员委员会于1945年8月25日发布了关于新解放城市金融货币问题的初步指示。该指示内容提到各分区流通券及本票问题。1945年在苏中地区已有10多种流通券投入市场与抗币等值流通。

江淮银行币的发行，对于全区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扩大，起到了重要作用。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普遍感到江淮币是我们自己的货币，哪里有抗币流通，哪里的物价就稳定，哪里的人心就安定，军政人员给养也有了保证，并能调节货币金融，使之有利于根据地建设，抵制伪币的入侵，为坚持敌后抗战提供了牢固的物质基础。由于有了自己的货币，确立了江淮币本位制度，全区人民乐于使用，信用颇高，调剂了根据地金融，是生产投资、贷给工农群众经营生产事业和扩大商品流转以及收购农产品，支持全区生产发展，使全区经济逐步发展起来，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稳定了全区经济基础，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繁荣，改善人民生活，解决财政困难，使根据地人民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打破敌伪对根据地的封锁与掠夺，与日军货币战的过程中,根据地采取了机动灵活的货币战略与针锋相对的斗争,不断粉碎敌人的阴谋,直到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回顾70多年前江苏军民，反对日伪“经济清乡”历史，粉碎日伪经济的掠夺和封锁，保卫根据地人民生活，运用金融货币斗争的策略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更加深了我们对革命老前辈团结奋斗，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与强大敌人进行不屈不挠货币金融斗争，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了解，激发了我们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和建设和谐美好未来的信心。更加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我们今天生活在和平环境人们，千万不能忘记这段历史教训，应从中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发扬革命前辈“资政育人”的优良传统。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决不能让历史再重演。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海安市支行，职称经济师，海安市新四军研究会会员，江苏省钱币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