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德本 夏军山 印玉文

贺敏学（后中）和夫人李立英（前右）、贺子珍（前左）。（资料图片）

新四军时期的贺敏学（右二）。（资料图片）

在那波澜壮阔战争岁月里，，新四军“联抗”部队浴血奋战在苏中革命老区海安这片土地上。新四军“联抗”部队有一位从井冈山的炮火硝烟中一路走来的指挥员——红军将领贺敏学。

黄洋界上炮声退敌

黄桥决战后，新四军在苏中地区为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稳定江淮大地抗战局面，团结各杂牌武装共同抗日，在陈毅同志的精心策划下，1940年10月10日，在海安曲塘镇成立了一支团结抗日的特殊武装部队，定名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部”，简称“联抗”部队。这支部队成立不久，有一位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红军将领就来到了海安，担任新四军“联抗”部队的参谋长。 他叫贺敏学，是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的亲兄弟。 

这要从贺敏学的身世说起。1904年，贺敏学出生于江西省永新的富裕之家。1921年，他就读永新县城禾川中学时，与后来的井冈山“大王”袁文才同窗，情同手足。他和胞妹贺子珍、贺怡积极投身革命，被称为“永新三贺”。 

1927年7月，永新暴动后，贺敏学和一批共产党员（其中有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率领一部分农民自卫军退到井冈山麓的茅坪。贺敏学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永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随后，宁冈、安福、莲花和永新四县农军组建成赣西农民自卫军，王新亚任总指挥，袁文才、王佐、贺敏学任副总指挥，贺敏学还兼任党代表。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后的千余人来到永新三湾，并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已经上了井冈山的贺敏学派人和他们联系后，向袁文才作了通报。 

在贺敏学的积极活动下，1928年，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顺利进入井冈山。8月，黄洋界保卫战爆发。敌人得到情报，井冈山大队人马外出，留守兵力不足一个营，敌人组织了四个团的兵力趁机进攻黄洋界。

贺敏学率永新武装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形势万分危急之时，一发呼啸的炮弹飞向了敌阵，一声巨响，吓得敌人顿时丧失了斗志：山上有炮，莫非红军主力回到了山上？这时，天已快黑，敌人只好悄悄地溜了。几十年过去后，人们只知道黄洋界保卫战中这一炮起了特殊作用，而不知抬炮携弹者何人。曾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李立，晚年回忆此事揭开了谜底：“（黄洋界）保卫战的时候，他（贺敏学）在小井一个仓库里找到了三发炮弹，搬到哨口上，在俘虏里找到了一个炮手，结果三发炮弹，只打响一发。主席的《西江月·井冈山》中，‘黄洋界上炮声隆’，讲的就是这发炮弹。”（见《党史博览》2006年6期钟兆云《贺敏学和毛泽东割不断的情缘》） 

可以说，为保住井冈山根据地，贺敏学立下了汗马功劳。

转战海安抗击日寇

1929年之后，红四军撤离井冈山，贺敏学带领游击纵队配合彭德怀的红五军守山。 

井冈山失守后，贺敏学带领游击队继续坚持斗争。红军长征后，他跟随项英、陈毅，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九死一生，数次负伤。特别是在赣南打游击时，在南雄，队伍被打散，贺敏学受伤被捕。设法逃出来后，他在一位老乡家中养好了伤，装成一名补鞋匠，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到处打听共产党部队的下落。在国共合作后，他终于回归陈毅的部队，先是担任新四军赣南办事处主任，后又多次变换职务。 

在新四军里，贺敏学从不向部队炫耀自己的资历以及与毛泽东的关系，连妻子也不透露半句。他和新四军女战士李立英从恋爱到结婚，从未提及这段家事。直到一年半后，李立英才从别人那里得知真相，不禁大吃一惊：贺子珍竟是贺敏学的妹妹！结婚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从没听他提起呢？贺敏学回来后，李立英忍不住问及此事。贺敏学说：“讲这些有什么意思呢？”李立英明白丈夫的良苦用心，此后，在工作和生活中，凡是丈夫不愿讲的事，她一字不提。 

1940年10月，新四军“联抗”部队在今海安境内的曲塘正式成立。次年，贺敏学来到海安，担任了“联抗”参谋长。当时的情况，据金萍《贺敏学同志在海安》一文回忆：在联抗活动的区域，“周围共有日伪据点60多处，日伪军总兵力15000余人，附近还有国民党保安三旅，税警团亦经常进攻我们。民国31年底，贺敏学同志指挥我们的部队在苏中三分区部队的配合下，对顽军驻墩头（今海安墩头镇）的部队进行反击，歼顽军一个排，俘敌廿多人，缴机枪一挺，步枪卅余支，击沉敌船一艘，收复周家垛、墩头等据点，这一胜利使我区北部边境暂时处于相对安定状态。”

暂时的安定是很容易被打破的。 

1943年7月2日清晨，新四军“联抗”一连指战员在贺敏学参谋长的率领下，从时堰东南的汤达沟出发，划了大半夜的船，到达墩头曹庄北边的大河，准备休息一下，再赶往司令部。正在吃早饭时，岗哨突然发现大河里出现了许多扯着“膏药旗”的汽艇。 

原来是侵华日军陆战队一个大队和伪军三十五师师长赵均山亲自督战的一个特务团，由东台出发，下乡“扫荡”的。此时，敌人并没有发现一连，一连及时转移还来得及，但曹庄的老百姓可要遭殃，抗日民主政府和民兵大队可能再次遭到破坏。贺敏学和一连连长周霖、指导员袁捷紧急商议后决定，先派通讯员和江家舍的司令部取得联系，再主动出击，掩护曹庄抗日民主政府和老百姓转移。 

战斗打响后，“扫荡”的敌人很快被吸引过来。敌人的船只越来越多，兵力已超过一连几倍，而且形成了包围的态势。贺敏学果断地组织两个班掩护，七个班突围，边打边撤。 

1943年7月1日，贺敏学得到情报：东台城内的日伪军于7月2日要向时堰仇湖两区进行扫荡。于是“立即集合部队一、四连（洪可能误记，应为二连）战士，传达敌情后，分坐几条木船，向东南方向转移。”“7月2日船队到达墩头小镇附近。部队立即弃船上岸休息，四连驻在墩头小镇的西北近郊，一连驻在墩头东郊。贺敏学同志及大队部驻进墩头小镇，部队驻地在1000米之内。炊事班正忙着买菜、生火、烧饭，时隔不久，战士们没有开饭，战斗就发生了。” 

在这场惨烈的“曹庄血战”中，贺敏学沉着勇敢，带领一连战士，反过来接应二连，最后终于突围，在海安的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渡江作战率先出击

抗战胜利后，贺敏学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参谋长。 

1949年3月，贺敏学被任命为三野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他上任伊始，即投入紧张有序的渡江准备，主持水上练兵，并提出派一支精干的侦察小分队先遣渡江，掌握敌情资料，策应渡江部队。这一事件使震惊中外、威武雄壮的渡江战役平添了一组惊心动魄、精彩纷呈的画面。解放后，被艺术家们拍成电影——《渡江侦察记》。电影上映后，熟悉此事的领导曾由衷地说:“没有贺老，就没有《渡江侦察记》。”在渡江战役打响后，贺敏学亲自指挥二十七军八十师二三八团，于1949年4月20日晚在安徽无为县的泥汊和狄港渡江，系该军最早过江的部队。

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从华东防空军司令员的任上脱下军装，转入地方建设。1954年6月，时任华东建筑工程总局局长的贺敏学赴京参加建工部召开的全国建筑工程局长会议。 

毛泽东从女儿那里得知贺敏学来北京了，很高兴，特地让卫士长李银桥派司机去接请贺敏学来丰泽园作客。这是贺敏学和毛泽东自中央苏区分别后相隔20余年后的第一次会面。

1958年，原拟任建工部第一副部长的贺敏学进京报到时被告知南下福建，就任福建省副省长。他二话没说，立即离京入闽。数年间，他这个身兼省建委主任的副省长，呕心沥血，为福建的工交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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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敏学的四个“第一”

1954年6月，贺敏学去北京参加会议，应毛泽东主席之邀到丰泽园作客。毛泽东主席当面赞誉他：“你有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见《人物》2005年4期钟兆云文）。

文革中，贺敏学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与“贺敏学专案组”的审查。专案组人员追查他在海安参加“联抗”的这段历史，逼问他：“你为什么去联抗？”贺敏学先是微微一愣，而后自豪地说：“抗日呀！”对方质问：“联抗是国民党，你们国民党也抗日？”贺敏学白了他们一眼说：“联抗不是国民党，那是陈毅首长派我去的。”后来对方再问，贺敏学便以沉默相对，因为他知道，跟这些少不更事的年轻人讲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他们一时半会根本理解不了！他先后7次负伤，虽然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头上还戴着毛泽东称赞的“三个第一”的光环(即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但当许多部下和同时代人将星闪耀时，他却与军衔失之交臂，转业地方后，官不过副省；虽然他是毛泽东的至亲，但从没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党和人民有过任何索取，甚至连一张和毛泽东的单独合影都没有。

退居二线后，贺敏学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88年4月26日，贺敏学因病在福州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他逝世后，中共中央追授他为正部级，在悼词中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可以说是他的“第四个第一”——新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生前为副部级，逝世后却被中央盖棺论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贺敏学病逝后，他的老上级、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叶飞饱含深情撰写一联：“上井冈赴疆场初显英雄本色；逢浩劫处逆境更见烈士高风。”著名书画大师赖少其也以挽联赞颂贺敏学：“论英雄数公为上，为革命至死方休。”与贺敏学战争年代曾是老搭档、时任福建省政协主席的伍洪祥的挽联为：“井冈擎红旗，紧跟朱毛行；献身为主义，不图功禄名；革命六十载，坚贞贯一生；典范鼓来者，竞赴新长征。”

三副挽联，可谓准确地概括了贺敏学无愧于人民的一生。

1989年4月26日，贺敏学逝世一周年忌日，贺敏学的骨灰回到了革命的起点，安放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

202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华诞。2021年4月26日，“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红军将领贺敏学逝世33周年忌日。海安老区百万人民深切悼念在革命最艰巨年代转战海安、为海安革命浴血奋战的红军将领贺敏学。

(海安市南莫镇老促会严德本 夏军山 印玉文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