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倪娟

我的父亲名叫陶典言，又名陶学模。一九二三年八月初五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初小文化。

祖父母是靠着织布维持生计的。据父亲说，祖母第一天生孩子，第二天就下床织布了。当时家中兄弟姐妹多，田少，有的时候吃了上顿就没下顿，日子过得苦不堪言。父亲初小毕业后，跟着祖母学习织布，替别家放牛。本以为父亲会像祖父母一般平凡地度过这一生，结果发生了转变。

1939那年，父亲跟着祖父去南通卖布匹，机缘巧合，父亲在报纸上看到日本人打到中国来了，残害中国人民，旨在侵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资源。在回家的路上，父亲久久不能平静，心中的爱国之情油然而生，就暗下决心，要参加抗日，为国斗争。回家后，父亲就跟祖父母说了国家当前的局势和自己的想法。祖母是个没有文化的粗人，对国家两个字眼的理解不深刻，听完父亲的想法，祖母非常生气，她说：“你小孩子知道什么？和日本人斗争是要被杀头的，我不同意，你在家平平安安就好。”父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每个中国人都做亡国奴，没有国了，哪有家？现在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已下定决心，要去参加抗日斗争。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祖母知道父亲的性子倔，就不再说什么了。

1940年，经党领导洪建中介绍，父亲在同年参加革命，任职四安区建设乡乡财委。第二年，二叔陶学津化名王泽民，在父亲的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的主要工作是为大部队筹粮筹款，运送军用物资。有一次，夜彻底暗了下来，父亲协同其他两名地下工作者从南通交运站运送一批枪到石港。船行到西亭桥下时，桥上的日本翻译喊道：“你们是去哪里？船上装的是什么东西？”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父亲强装淡定，拉开嗓门说：“长官，我们是流亡的，船上装的家具是准备运到石港老家的。”天很黑，翻译官和几个手下看到船上装的是箱子和写字台，也怕麻烦，于是就挥挥手放三人过去了。船行远后，三人这才缓过神来，父亲这才发现手上、背上都渗着豆大的汗珠。

1942年秋天，日军翻译跟祖父说：你家两个儿子是共党，要烧你们陶家园！！祖父听了昏倒在地，毕竟这牵连到大院的十几户人家。为了孩子和整个大院，第二天，祖父就跟几个堂兄弟商量，每户都凑点钱出来，送重礼给翻译，经此商议行事后，家中才逃过一难。

1945年5月，西亭区财粮主任晕沭航介绍父亲入党，在西亭东边的一个牛棚里，父亲进行了宣誓，条件虽然简陋，但父亲内心无比激动。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进攻。父亲跟着区长李晏复进入地下工作，在白区掌握敌情。同年，二叔王泽民随区长黄如杰转入大部队。就是苏皖边区九分区七团三营七连八排任排长。次年，二叔打石港光荣牺牲，时年23岁，中共党员。

1947年2月，反动派乡会所需要一个户籍员，乡长保志得正好是父亲的同学，李区长指示父亲利用这个机会潜入敌乡会所，那时，父亲就将搜集的情报送到北坎情报站。由于父亲的情报准确无误，区队在花子街、小海镇、正场等地区开展会议工作时都表扬了父亲。那时候保志得有些怀疑父亲了，父亲也察觉到这一点，便主动跟保讲：“你们这里工钱给的少，不够我养家糊口的。我还是想自己做点小生意去。”乡长也没多想，直接同意了父亲的请求。就这样，父亲安全地离开了敌乡公所。父亲有了身份证后经常来回南通、兴仁、正场等地，侦察敌人的行踪和计划，并完全无误的把情报送给李区长。

父亲的情报代号是（孝），戴希贤是（忠），姚宏贤是（义），情报站地点设在李家渡王述公家，还有是西亭李家小桥。父亲几人都是在此和李区长联系，听从李区长部署行动计划。

1948年3月19日，情报站站长洪建中在西亭情报站被敌人包围，当场中弹牺牲，他随身的文件、笔记本全部被敌人拿走了。李区长得知洪建中牺牲，立即指示父亲停止情报收集工作，嘱咐他到石港西北边的王黑乡避一避。8月，李区长在东士山伏击敌人壮烈牺牲。

1948年5月初4，南通国民党中统特务四人穿着便衣来到情报人员戴希贤家门口，戴的父亲正在弄小麦。特务们打扮成商人的样子假意跟戴父亲聊天，戴父亲以为是儿子认识的生意人，便将这四人带到回家中，吆喝儿子出来。在家的戴希贤刚出来，敌人立马把枪对着他，戴才恍然大悟。特务把枪对着戴希贤的后背恶狠狠地说：“只要你老老实实的把陶典言交出来就放你一条生路。”说完后，特务叫戴带路，去父亲家的方向，戴的家和父亲家只间隔600米左右，当时祖父正在插秧，看见戴走在前面，后面四个人不认识，看着也不像好人，祖父提高了警备心，立刻飞奔到家里，和父亲说：“戴希贤后面跟过来几个人，我不认识，可能是来抓你的，你赶紧游河到河北徐家庄躲起来。”

父亲走后，祖父从场上拿了几棵秧苗赶到田里去站在田边上，戴希贤说：“他们四个人是做生意的，人手不够，想叫陶典言和我一起去兴仁店里吃饭谈生意。”祖父说：“我儿子已经走了两个多月了，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你们如不信就去我家找。”戴把四个特务带到祖父家里坐了一会就走了。第二天才知道，戴已被敌人关进了南通监狱。戴被捕后，特务经常到祖父家要人，抢东西，只要发现一点值钱的东西，就都拿走。祖母每天都在家中以泪洗面，二叔的牺牲对祖母的打击太大了，如果再失去父亲，那……祖母不敢再多想下去！

戴被捕后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做了叛徒，出卖了所有情报人员的姓名、住址，并将情报站的地址一一供出。同年11月6日，戴被国民党枪杀在南通市龙王桥下。

1948年6月父亲和祖父母商量去上海。第二天，父亲拿着表兄弟王洪高的身份证打扮成商人样子离开了南通，去了上海。

1949年3月16日，父亲从上海回到了南通，第二天拿着酒和纸来到了二叔坟前，含着眼泪说：“二弟呀！！我和你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北坎，那次见面我们兄弟两紧紧拥抱在一起，都不愿松开，可惜时隔两年，我们却阴阳相隔。你在那边跟着李区长好好干。去年我在生死关头逃离敌人的抓捕，应该是你在保佑着我吧？你放心，我在这边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家里的。”

1955年，父亲经人介绍，后来在本村参加土改、核实田亩、订购定销工作。

父亲经常眼含热泪跟我们说，我这几十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也有不少委曲。但是跟我解放前的战友、二弟比起来，我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全新的中国！

2010年农历正月十五，父亲因患肺气肿医治无效善终，享年88岁。父亲过世时，镇党委、政府的代表来到父亲灵堂前鞠躬敬礼，送父亲最后一程。父亲晚年得到了党的政府的亲切关怀和照顾，子女也很孝顺，是幸福的晚年。

我父亲的一生，就是寻常老区人民数十年如一日听党话、跟党走、为党干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