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宏龙

打记事起，父亲就不止一次地跟我讲过一个关于新四军向我家借马的故事。小时候，这成了我最为骄傲的事情，直到现在也是我心底最为靓丽的一抹红色记忆。

我的老家在如皋县郭元乡的三圩村（如今为如皋市长江镇义圩社区），这里曾是当年新四军抗击日寇和伪军的重要战场。我家的南边有一条三四十米宽的港，水很深，港的两侧长满茂密的芦苇，隔港相望就是敌占区，当时属如皋县的江防乡。这条港是我们这一带百姓的母亲河，吃港里的水，捕港里的鱼，出门从港里行船，庄稼用港水浇灌。可日本鬼子一来，这里成了抗战的前线，港北是新四军，是我们的子弟兵，港南是鬼子和伪军，老百姓也叫他们是二鬼子、顽军。双方动不动就隔港射击，有时还用机枪扫射。

据父亲讲，我们家在当地属于比较殷实的人家，房子多，地方也大。爷爷有文化，明事理，积极主张抗日。新四军每次执行任务，都把指挥部设在我们家。每当这时，新四军的首长就要求我们家不用做饭了，把锅碗瓢勺都借给他们用，而我们全家就跟他们一起吃，也帮他们做一些后勤的服务。那种情景就跟京剧《沙家浜》里几乎一模一样，现在闭着眼睛都能想起来，真是战火连天打鬼子，军民鱼水一家亲。新四军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亲人，就是我们家的常客，队伍一段时间不来，家里人就想得慌，爷爷奶奶就开始念叨。

父亲说，记得那一年的夏天，抗战形势很吃紧，夜里睡觉都能听到枪声。傍晚时分，突然来了一队新四军，大约有一百多号人。他们一进村，就对村子进行了全面封锁，任何人只准进，不准出。我家里人照例立即腾房的腾房，挪地的挪地，帮着新四军往家里搬东西。不过，这次住我家的首长好像官更大，个子不是很高，但身材很壮实，一进屋就挂上地图，坐在八仙桌边开会。他的身边全是背盒子枪的人，门口有两个人站岗，所有的人进去都必须喊报告。爷爷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可能又要打大仗了，就立即吩咐奶奶和家里人生火炒焦屑，为部队准备干粮。

那天深夜，爷爷突然被人从梦中叫醒，来到堂屋。爷爷进门一看，几个新四军的领导正在开会，神情还很严肃。这时，那位新四军首长站起身来对我爷爷说：“包先生，部队马上就要打仗了，我们需要乡亲们的支持！”爷爷说，新四军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打鬼子、打汉奸，就是替老百姓出气，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你说吧，只要我家里有的，我们村上能做到的，绝对没有问题。新四军首长紧紧握着爷爷的手说：“包先生，谢谢你啊！我们需要两名向导，村长已经去安排了。我们想借你家三匹马。可是我们没有钱，只能给你出一张借条，你看行不行啊？”爷爷连声说，行行行，不用借条，不用借条。可是，首长硬是把借条塞到我爷爷的手里。当夜，这一百多号人的队伍就悄悄地离开村子，奔向了战场。

此后，我们全家都在盼着这支队伍凯旋归来，但却一直没有了消息，据说这支队伍是新四军的主力，参加了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战役，后来跟大部队一起转移到山东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爷爷、父亲和家里人几乎没再提起这件事。再有几年，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但爷爷传下来的这张借条，却成了父亲最为珍贵的珍藏。父亲说，这张借条是写在牛皮纸上的，有好几行字。大意就是新四军哪个部队、什么时候借用了我家的三匹马，用于作战。落款是那个新四军首长签的名字。遗憾的是，这张珍贵的借条、我们包家的红色传家宝，文革期间被一群不明事理的红卫兵给抄走了。但父亲说，借条可以抄走，但我们包家参加抗日的历史抄不走，我们包家精忠报国、热爱新四军的光荣传统将永远不忘，代代相传。也正基于这种家风情怀，当年我高中一毕业，父亲就非常坚决地叫我报名参军，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很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