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烈火燃烧在日伪腹地

——见证南通老区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巨大贡献（二）

记者杨自度 裴立新 陆峰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新四军遵照中央关于“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的方针，在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派挺进纵队北渡，旨在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陈毅明确指出：“这一地区原是红十四军的发源地，群众基础较好；黄桥地处如皋、泰兴、泰县三县中心，便于向通如海启发展，只有控制通如海启，才可以与我新四军留在江南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慑日寇与韩顽与江南冷欣的联系。”1940年7月下旬，陈毅挥师东进，占领黄桥，接着又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3.5万人的“围剿”，取得了黄桥决战重大胜利，根本改变了苏北敌、顽、我军事力量的对比，从此新四军成为苏北抗日的主要力量。新四军在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后，立即向通如海启方向扩展。苏中军区成立后，如（如西）泰泰靖划为三分区，通如（如东）海启划为四分区，南通地区总面积95%的区域都在我党我军和抗日民主政府掌控之下。自此，在江海平原这块日伪指挥中心眼皮底下的腹地上，南通地区军民粉碎了日伪军一次次“清乡”图谋，牢牢拖住、不断消耗日伪军主力，为抗日全局作出了重大贡献。

曾参加过南通地区反“清乡”斗争的上海市委原秘书长萧卡和南通地委老同志姜祝三、徐超等，在回顾那些抗日战斗岁月时依然激情澎湃。

200华里竹篱笆一烧而光

今年87岁的离休干部徐超，在反“清乡”斗争中曾任南通县石港区委书记、县委敌工部副部长，一谈起反“清乡”就精神焕发，如说昨日事。

“所谓‘清乡’，就是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军事清剿’与政治欺骗、经济掠夺、思想奴化等所谓‘综合战力’，在其战领区内肃清抗日力量，强化汪伪政权，使之成为其继续推进侵华战争和实施南进计划的后方基地。汪精卫将‘清乡’定为其‘国策’，自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可见日伪对‘清乡’的重视。”

“因为苏中根据地距日伪老巢南京‘仅一日之程’，所以日汪视之为眼中钉、心头刺。1942年12月，日伪决定将“清乡”重点放在我苏中根据地，并首先把苏中四分区（通、如、海、启）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即‘军事清乡’）实验区。日伪军调集兵力15000余人，沿‘清乡’区边沿构筑封锁线，即以天生港为起点，沿公路、河道直至如东黄海边构筑起200余华里的竹篱笆，建起许多碉堡、瞭望哨，在‘清乡’区内则增筑据点，形成梅花桩式据点群。日伪军依托据点对区内进行梳头式的清剿，搜捕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民兵，捕捉壮丁，强拉民夫，奸淫妇女，抢财物，烧房子，实行极其恶毒的‘三光’政策。”

“面对日伪的‘军事清乡’，四分区军民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分区主力部队和各县警卫团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术，挺进到日伪占领的地区和交通线上相机作战，不断袭击和攻克据点；留在清乡圈内的精干武装，依靠群众，灵活穿插，机动游击，并大力开展锄奸活动。我们的短枪队神出鬼没，不时深入虎穴捕杀敌人的主要“清乡”人员，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说到这儿，徐超更加兴奋，“最痛快的事，还是火烧竹篱笆啦！那是1943年7月1日，四分区地委一声令下，4万多民兵和群众一起出动，在独立团、区武工队掩护下，在200多华里的封锁线上，锯倒电杆，收缴电线，挖毁公路，焚烧篱笆，到处火光冲天，日伪军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动，眼睁睁地看着经营了3个月的竹篱笆被一烧而光。那时，我们就像伢儿过大年一样快活！‘军事清剿’就这样惨淡收场。”

日伪“政治清乡”妄想又破灭

日伪在“军事清乡”图谋落空后，又于1943年6月，实行以“强化编保甲”为中心的“政治清乡”，企图摧毁我抗日政权，强制推行保甲制度，实现对广大农村的伪化统治。此后又搞了三个月的“延期清乡”、“高度清乡”，为了了解这一段历史情景，我们特地赴上海，采访了当年战斗在反“政治清乡”火线上的萧卡同志。

8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在《大江南北》杂志社社长陈扬的引导下，来到上海市委原秘书长萧卡同志家。在他家客厅的醒目位置，悬挂着他和夫人在抗战时期的伉俪照，两人皆身着新四军军装。老人虽年届九旬，但记忆力惊人，回忆自己在南通县反“清乡”的历程，一谈就是近三个小时。

“1943年12月，新四军为了支持地方，派我到南通县任县委组织部长，书记是周一峰，副书记是韩念龙。那时，日伪在南通县已全面实行保甲连坐制度，四处安并耳目，乡村普遍建立了伪‘自卫队’武装，每三五华里就有一座碉堡、了望台，我分管的余西区四个乡共有80多座了望台，发现抗日干部活动，立刻发出信号前去抓捕，这确实对我们开展抗日活动增加了难度和风险。我这个组织部长实际上是救火队长，哪里出问题就赶往那里去，为了不让敌人识破，总是身着长衫，装扮成做小买卖的样子。但也有两次遇险，差点被抓去。”

“面对日伪的‘政治清乡、‘高度清乡’，我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是，组织区队、基干民兵（我们一个区有2万民兵）在封锁圈边开展麻雀战、阻击战、伏击战等袭扰日伪军；二是控制“两面派”乡、保长和伪‘自卫队’，使他们明为日伪、实为‘四爹’做事。同时，还发动政治攻势，写警告书、劝告书。伪方人员在我强大攻势下，纷纷向我方自首；三是锄奸、除耳目，采取盯梢、诱捕、‘扎粽子’、‘包馄饨’、‘背娘舅’、‘鹰捉鸡’、‘赶鸡入窝’等办法捕杀奸特；四是指导民兵伺机占领据点。不久，广大农村又成了我们可靠的根据地，甚至可以在离据点两三里的地方召开万人大会。”

“1944年5月至10月，陶勇、姬鹏飞、梁灵光等率四分区军民集中力量主动反击，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清乡’区内，揭开了反据点斗争的序幕。6月，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在耙齿凌与日伪军遭遇，将日伪军全部歼灭，这是苏中继车桥战役后取得的又一大捷。后来又攻克了南坎据点，打通了‘清乡’区内外的通道。同时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破击战，破坏公路，拆毁桥梁，袭击、攻克、逼退了一批日伪据点，环镇等据点就是由民兵攻下来的。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四分区的军民共作战26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600余人，缴获枪支2700余支，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伟大胜利，为巩固和发展苏中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然，我们在反‘清乡’斗争中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萧老眼噙泪花说，“譬如，1944年2月5日，刘桥区委召开扩大会议时，遭日伪袭击，县区领导多人被捕后遇难。在整个‘反清乡’期间，我军伤亡近千，严昌荣、殷逸、王澄３位团长和鲍志椿团政委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县、区、乡干部牺牲100余人，人民群众死难近万人。”

“这是人民斗争的胜利”

曾全程领导苏中抗日根地军民反“清乡”斗争的粟裕同志在总结中深有体会地说，“这是人民斗争的胜利”。

对此，徐超感触很深：“四分区南有长江，东是大海，没有深山密林作掩护，也没有开展地道战的条件，一马平川，沟河纵横，这种地形对敌伪有利，对我则不利。我们抗日的铜墙铁壁就是千千万万的爱国群众。”

“发动起来的农民，抗日情绪高涨，智慧无穷，创造了极为有效的办法，大搞地形改造。男女老少齐上阵，大路改小，直路改弯，公路挖断，在河道里筑起暗坝，打上暗桩，河上拆大桥，架小桥，挖陷阱埋地雷。”

萧卡同志也特别强调，“苏中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是我们‘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之本。”

萧老动情地讲述了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有一次，他们暂避到一个农户家里。农民伸出四个手指轻轻地问：“四爹？”然后，盛情留他们吃中饭，煮了一般过春节才吃的白米饭。见鬼子来盘查，农户便让他们躺在床上装病人。回答鬼子，农户说：“儿子生了痢疾，要传染的。”鬼子吓得跑了。回忆此事，萧卡感动不已地说，农民真是不惜生命，保护我们”。

“那时，我们的主力部队人数并不多，反‘清乡’的主要力量是民兵。四分区下辖通、如、海、启的419个乡均建立了民兵组织，拥有民兵3.6万人，自卫队员8万人。这10万人以上的群众武装，是使日伪军陷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汤园区杨曹乡有一支以贫苦窑工为骨干的民兵队伍，在日伪据点包围中顽强坚持原地斗争，日伪哀叹：‘宁过九条江，不过杨曹乡’。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

在反“清乡”斗争中，南通人民还把一批批优秀儿女送往新四军，使新四军从成立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21万人。粟裕生前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指出：“‘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苏中抗日根据地是在同敌人艰苦顽强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苏中人民是经过战争烈火考验的，因而是坚强的。这是一条最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