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 党 风 云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南通早期党的活动钱泽麟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举行。

参加党的“一大”的有来自7个地方53名党员的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委派）。列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它起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组织和联络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党的地方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帮助建立共产党的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到上海，与当时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联系，认为建党条件已成熟，便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李达经与陈独秀、李大钊联系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与李汉俊一道分别写信通知全国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于7月中旬来上海出席党的“一大”。

中共“一大”只能在秘密中进行。要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上海寻觅一块安全保险之地确实不易。

李达的新婚妻子王会悟，建议代表们住到博文女校去。王会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她从嘉兴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到上海，成为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

博文女校在法租界白尔路，与选定的“一大”会址望志路李公馆相距仅一里多路。李公馆主人是李汉俊胞兄李书城，此时李汉俊就住在那里。

李达赶紧让王会悟去联系。王会悟与黄绍兰在一起搞过活动，黄绍兰与李汉俊是湖北同乡，与李达也很熟悉。听说是北京大学暑期师生旅行团来沪，反正女校放假了，校舍空着，黄绍兰爽快地答应租房，还同意派厨师为“旅行团”做饭，并叮嘱护校工友和门卫，不许闲杂人员进入。

7月22日，13名代表聚集在博文女校，举行了中共“一大”预备会议。

7月30日夜，中共“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

晚上8时多，代表们刚刚坐定，就有人闯进来，说是找人。

不速之客走后，马林认定是包打听，建议会议停止，大家迅速离开。果然，10几分钟后，两辆法国巡捕房的警车飞驰而来。

所幸的是，代表们已散尽，摆在抽屉里的一张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因为是写在一张薄纸上又被改得面目全非，搜查者误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废纸，而未细看。巡捕们没有得到什么证据，只得悻悻而去。

一场虚惊过后，大家转移到陈独秀寓所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当时李达住在这里。代表们共同商讨认为，会议必须开完，但不能在上海进行了。王会悟又建议去她的家乡嘉兴，路不远，还可以雇一条游轮，一边游南湖，一边开会。得到大家一致赞成。

7月31日早上7点多钟，一列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把代表们带到嘉兴。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继续在南湖一艘大画舫红船上召开。相继获得通过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天色渐晚。大会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的党员不多，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决定只设立中央局，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从此，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作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开始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

1938年春在延安，毛泽东和董必武等商定，7月1日为建党的纪念日。

二、南通早期党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南通就有了党的活动。吴亚鲁是南通地区第一位共产党员，成为江海平原上首位播火者。吴亚鲁是如皋潮桥人（今属如东）。在父亲的良好教育下，吴亚鲁从小就聪明好学。1919年吴亚鲁从如师毕业后到南通县金沙小学任教。次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前身）教育专修科。求学期间，吴亚鲁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著作，以及《新青年》、《觉悟》等进步书刊，并先后参加了李大钊等人创立的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5月5日，吴亚鲁被推选为青年团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5月21日，吴亚鲁又组织了公开的南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不久，吴亚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暑假期间，吴亚鲁回到家乡，积极开展宣传活动。他联络了旅京、旅沪、旅通及本籍的大专学生四五十人，于8月27日在如皋第二代师附小成立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的进步团体“平民社”，还创办并主编社刊《平民声》，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吴亚鲁积极联合潮桥一带的青年丛永琮、其弟吴亚苏等，组成“潮桥青年学友会”，刊行《潮桥青年》，揭露、鞭挞土豪劣绅和封建军阀势力。在“平民社”及其刊物《平民声》的进步影响下，如皋东乡“旅外学生会”、南通师范“晨光社”、双甸青年组织”人社“等相继成立。吴亚鲁就像一颗红色的火种，引导和启发丛永琮、吴亚苏、苏德馨、叶胥朝、陆植三等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些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成了南通地区、如皋县的领导和骨干中坚。吴亚鲁在南通的时间并不长，他在南京上学时仅回来过两次。毕业后，被党派往徐州、郑州工作。他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又先后在福建、山东、上海、湖南等地工作，牺牲在1939年6月12日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中。他把革命的火种撒遍全国各地。南通成立的第一个党组织是中共南通独立支部。

1926年4月上海区委（即江浙区委）《组织系统表》上记载：”4月，南通已有独支，有党员6人，邱会培为书记，属上海区委领导。南通独立支部书记邱会培是江西兴国县高兴乡人。他1920年从江西赣州四中毕业后，考进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纺工系读书，于1925年夏毕业，进入大生一厂当职员。在这期间，邱会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纺校读书时，邱会培就和吾葆真等同学在唐闸举办工人夜校，向工人演讲中山先生的革命经历及三民主义。邱会培教语文，参加学习的不仅有大生一厂的工人，还有一厂附近的唐闸镇上的资生冶厂、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阜生茧厂的工人。邱会培担任独支书记后，更重视运用工人夜校这一阵地，用识字明理的办法，宣传革命道理，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当他教工人识“人”字时，他就讲人有阶级性，“我们工人受资本家压迫、剥削，这就是不平等。”

上海“五卅”运动发生后，邱会培积极参与发起组织南通学生的后援活动。6月4日，邱会培代表纺校学生出席在农校举行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南通学生上海五卅血案后援会”，讨论了开展大规模后援运动的部署。连日来，邱会培积极参加集会、游行，宣传惨案真相。他还亲自发动纺校学生向各界募款。仅半个月时间，就募到大洋701元，小洋2559角，铜元2471枚，援助了上海罢工工人。

1926年秋，邱会培回到江西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曾担任中共兴国临时县委书记，崇（贤）高（兴）游击队长，赣南革命委员会创办的工农学校校长等职。1930年10月牺牲。

三、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

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学校（通师）建立于1926年春夏之间，也是南通早期建立党组织的地方之一。“二七”大罢工血案发生后，救国救民的思想在通师学生中迅速发展。不少学生开始阅读《俄国革命纪实》、《共产党宣言》等书籍，探索革命真理。

1924年，南通旅外学生巫钲一、李俊民等返乡宣传革命。“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通，通师不少学生咬破手指写血书，以示反抗的决心。各校学生罢课，进行反帝游行示威。通师的化装宣传队最活跃，深入大街小巷向群众宣传。《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报刊很快传到南通来。不久，通师成立了以钻研社会科学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晨光社”。他们认真阅读《共产主义ABC》、《资本论入门》等新书，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有的进步学生还和我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恽代英建立通讯联系。恽代英在自己主编的《中国青年》第36期上，以显要位置介绍通师“晨光社”的进步活动，亲切指导和帮助通师学生开展革命活动，并介绍王盈朝、丛永琮加入共青团，在通师成立了共青团支部。不久，恽代英又介绍王盈朝、丛永琮入党。通师学生刘瑞龙、陈国藩、丁赞、袁锡龄和通中学生顾民元等，在恽代英弟弟恽子强的帮助下组织“革命青年社”，在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通师还把《中国青年》等革命书报分寄和介绍到其他学校去。校里的老师何篑庵、朱东润等也在通师党员学生手里传阅过《向导》。当时曾有同志说：“通师成了上海革命报刊的地下分销站。” 为了发动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活动，通师党支部常借木匠间邀请部分校工漫谈时事，教他们识字，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1926年暑假，通师党支部组织部分学生去南通县南五区活动，在棍梓街小学召开了有数百农民参加的大会，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协会。1927年寒假期间，已入党并担任通师党支部书记的刘瑞龙和袁锡龄以及女师汪钦曾等同志到大生副厂，在工人中建立工会，办工人文化补习班，宣传“谋解放、求生存”的革命道理，组织工人开展增资斗争。他们还在店员中开展过工作。在历次革命运动中，通师先后有60多名优秀学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包括毕业生）。被誉为南通地区革命摇篮的通师在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壮丽的诗篇。

1927年6月至11月间，如皋、南通、海门三县县委领导机构相继建立，从此，农民运动、工人罢工彼伏此起，革命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1928年3月，大生一厂厂方突然宣布：粗纱车间换纱由2次改为4次，目的是加大劳动强度而不增加工资。工人们虽然反对，但不知如何是好。南通县委决定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县委书记陆景槐（即陆植三）立即在唐闸镇西郊白龙庙召开工人积极分子会议，号召大家说：“现在工人闹工资少，生活成问题，你们可向厂方提出要求增加工资，假如厂方不答应，那就组织罢工！”

3月13日凌晨，粗纺间夜班工人张招姑、赵玉姑娘、赵红姑娘等去找领班，结果当天就被宣布开除。赵金侯、张门四、李如生等领着工人去找厂方说理。总经理李升伯说：“哪怕大生一厂开不成，要让他们复工办不到！” 被激怒了的工人潮水般地向车间涌去。只听汽汀管响了三下，随即机器上的皮带被拉了下来。施贵元来到老厂发动，全厂罢工开始了！由于反动派疯狂镇压，工人张招姑、褚乔等人被捕。陆景槐为此奔走时，不幸中了埋伏被敌人抓住坐牢、“受审”，但他们始终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工人阶级钢铁般的斗争意志。大生一厂的罢工斗争震动了国民党在南通的统治，显示了日益觉醒的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对进一步推动工人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随后不久，1928年3月底、4月初，省委常委、农工部长王若飞到南通、如皋，先后会见了南通县委委员、城区区委书记刘瑞龙，如皋县委委员、西乡区委书记徐芳德等同志。王若飞还听取了如皋县委对农运情况的汇报，并对开展农运工作、准备武装暴动以及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作了具体指示。

暴动从5月1日凌晨开始，首攻文武殿夺枪。晚上在省委特派员杭果人主持下，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如皋县起义总指挥部”，由顾仲起任总指挥。随即召开暴动誓师大会，来自16个村庄的上千农民集中在朝西庄广场上。会后兵分两路，南征江安，北攻卢港。历时5天的暴动，缴获了地主土豪的枪支，开仓分粮，烧毁恶霸地主和劣绅的庄院住宅。

声势浩大的如皋五一农民暴动，使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惊慌失措。敌人调动扬州、泰州、高邮、南通、靖江等县公安大队和驻泰州的46军一部共1500多人开到如皋、泰兴联合“进剿”暴动农民，还派靖平、昭武、建勋三艘军舰封锁江面，才把轰轰烈烈的如皋农民暴动暂时镇压下去了。但是，五一农民暴动有力地回击了四一二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扩大了党在农民中的政治影响。失败后的农民运动骨干，经过总结经验教训，又重新整顿和建立战斗组织，继续组织农民进行新的武装斗争。并为日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为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坚定的群众基础，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作者为：本会常务理事、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